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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步入流动型社会的时代，农村务农者选择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打工子弟，不管是做留守儿童，还是跟随家长，在我看来，都没有得到教育部门充分的重视和社会各界足够的关怀。
目前6岁至14岁的农民工子女，全国约有5800万，6岁到17岁的农民工子女有8000万，其中的2000多万随父母进入城市。
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么多孩子跟随父母到大城市，教育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答案之一，或者说主要的解决机构，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
需要指出的是，非公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大多（几乎是全部，高于99%）都是非编制教师，当然，学校也并不享受和公办学校一样的教育投入。
或者说，纯教育系统，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投入接近于零。相比于教育系统的扣而言，区级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反而更有力。（这是我一家之言。我所了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多。）
我所接触的大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生活非常艰辛，往往是一个老师教三、四个年级，同时教四、五个科目，工资少的可怜。大部分老师人品了得，我觉得是社会上难得少有的品德高尚的人。我和他们比，自愧不如。
在北京就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8000多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在离我家不远的广安门外就有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宣武区兴华学校。
在2009年的时候，我曾路过这个学校的门口，还和看门的一位大叔（虽然是看门的，但他貌似也教书，这种情况很常见）聊过几句话。
不知这所学校现在是否已被强拆？
下方为工人日报今天的报道，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
标题《调查称近七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感到压力很大》。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工作的情景，但真正工作时才发现，想象与现实的差异如此之大：狭窄的操场，昏暗的教室，落后的教学设施……”今天在冬日的寒风中，在新公民园丁奖的颁奖舞台上，24岁的周莹讲述着学校与自己想象的工作场景，目前她就职于贵阳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担任初三班主任，并教初三数学、物理、化学和初二美术等科目，月工资为1100元……
涉及全国10个城市过万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新公民园丁奖评选今天下午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讲述了自己的收获与辛酸。新公民计划相关负责人刘文华披露一份他们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将近70%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感到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工资负担重，一方面是缺少必要的教学科研支持。而改善教师生存状况成提升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关键。”
调查显示，造成教师工资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包括学生参差不齐，流动性大，班级人数多(58.9%的班级容量超过45人)，每周课时多，北京贵阳两地平均每周课时数高达25节。是公办学校课时数的1.6倍。而80.3%的老师称，学校缺乏教具，缺少多媒体教学设备，缺乏专职音体美电脑教师。
据统计，我国目前6岁`14岁的农民工子女有5800万，6岁~17岁的农民工子女有8000万，其中2000多万随父母进入城市，而仅在北京就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和8000多打工子弟学校教师。
周莹当教师的路并不平坦，一心想去公办校教书的她，由于专业和学历的限制处处碰壁，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自信和骄傲，“但我在打工子弟学校看到了人性中最美丽的一面，看到了一颗颗如水晶般剔透晶莹的心。”
“我感觉他们一直被社会边缘化，没人关注他们的权益与现实困难。”据新公民计划干事张丽红介绍，参与评选的教师多数从师范院校毕业，在老家也曾从事教师职业，但在急速的城市化转型中，他们和村里的青年一样来到了大城市，别无一技之长的他们再次拿起粉笔，站在了简陋的校舍中。
“心理的落差不仅仅在于待遇，还在于被教育管理部门边缘化。”一位来参加评奖的老师对记者说，没有人来进行指导，没有人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
根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他们大部分人的工资每月仅在900元~2000元之间，很多老师不得不在周六日去打零工补贴家用。而且除少数外，多数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没有人维护他们的权益。(记者车辉)
下文为2010年文章节选
《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十年》，主人公是张雪英老师。
2004年：坚韧地生存
2001年到2004年，是她认为最艰难的几年。
打工子弟学校在当时是个新事物，政策上也是空白。联防队员对此无所适从，对她说：“张老师，你的学校合情合理就是还不合法，我只能给你贴封条。”
他们贴了封条，张雪英就带着学生翻窗户进去。再后来，张雪英索性把封条撕了进去上课，联防队问怎么回事，一帮孩子出来作证是“风刮的”。联防队员们只是笑笑，也不追究，再贴上新封条。就这样，再撕再贴……
每当有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村里有人就会或有意或无意通知张雪英。张雪英就会给学生放半天假。
毋庸讳言，当时各地对于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乏思想准备，在思想上、政策上都应对不足。张雪英说，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自己心里也明白怪不得他们。
孩子人数不断增加，张雪英将学费每月涨到了60元。她在丰台和宣武交界的地方租了一个面粉厂的几间厂房。面粉厂害怕担责任，不愿意让其在这办学，张雪英又带着孩子们开始“捉迷藏”。有人在外面放哨，一有人过来，马上吹哨子，一声哨代表有人来了，二声哨代表有人上楼了，三声哨代表有人被抓住了，老师要做好准备怎么应对。学生们一听哨响，马上就趴在桌子底下，外面看去里面空荡荡的。课间尽量不休息，学生上厕所的时候都静悄悄地排队，谁也不敢大声说话。
半年后，宣武区教委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前来检查，为了给区里一个好印象，张雪英去市场买了新桌布。尽管精心准备可还是闹了笑话，由于凳子是旧的，一个领导刚坐下，凳子就折了。他们包里确实放着取缔通知书，但这些搞教育的人看着那么多孩子露出天真的笑脸，手捧鲜花列队迎接他们的时候，纷纷流下了泪，那一天，没有人忍心把取缔通知书拿出来。张雪英几年的艰辛委屈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泪水喷涌而出：“我真的无所谓，关了可以，但一定得保证这些孩子有学上。”
区教委领导表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有办法解决。”随后，区里专门安排民警来协助张雪英对这些孩子根据居住地进行就地分流。尽管有着充足的思想准备，但是难度之大还是超乎想象。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公办校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于是宣武区仍让这些孩子由张雪英管理，并给予一定扶持。
2010年：下一个十年的希望
2004年后，政府和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越来越关心。而政府也在政策上不断修正。张雪英的学校第一批拿到了合法办学的资质。社会各种组织也对其进行捐助扶持。
宣武教委协调了一处教学楼供其使用，张雪英手下教师的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200元。而宣武区工会除在为其提供部分书籍等硬件设施外，还免费给张雪英手下的老师提供培训。“工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帮扶。”
张雪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4000学生一学期缴纳160万元学费，三个校区的租金20万元，余下的钱扣除200名教师的工资，水电以及各项支出，基本没有太多结余。“我办这个学校基本是没有赚到什么钱，政府知道我是真心为了孩子，所以一直支持我。”
在张雪英看来，打工子弟学校迟早得退出历史舞台。“有一天，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孩子们都顺利地进了公办校，我也感到幸福，我自己现在干什么都行，我相信自己的生存能力。”
在张雪英眼里，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都有了融入城市的愿望，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更令她感到慰藉的是，政府和全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关注。“我也不否认有些利欲熏心的人误人子弟，这都是社会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只希望有人能记住我们曾经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出过力，就够了。”
2009年上海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对一些符合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校长给予保留任用。北京也在开始酝酿试行相关的政策，这让张雪英看到了下一个十年的希望。（本报北京7月20日电）
河北燕赵都市报在2008年对张雪英的报道。
4000多名在读学生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3个校区共计400多位教职员工分布在北京宣武和丰台两区，一年不足400万元的学费让这个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兴华学校天天捉襟见肘，但学生们的成绩却让北京人刮目相看。
张雪英，一位来自河北魏县、体重不足40公斤的瘦小女人，在过去的10年间，她用羸弱的身躯艰难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超过8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少年从这个学校毕业，或进入高校，或走入社会。她就像母亲一样，陪伴着80000多名孩子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为了能吃上“百家饭”义务看管民工孩子
不了解张雪英创业”历史”的人都认为，张雪英今天能够成为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当初定是怀着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一腔热血来北京办教育的，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时穷困潦倒的她看孩子，只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吃上家长们的“百家饭”。
1998年“五一”，张雪英因为家庭变故只身来北京探亲，在老乡聚集的大杂院里，随父母进京的农民工子女因政策原因无法在京入学。为了让家长放心打工，从事教育工作的张雪英开始义务看管这些孩子们。此时的张雪英可谓穷困潦倒，看孩子虽然没有收入，但可以理所应当地吃上家长们的“百家饭”。
张雪英说，一群老乡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在京不能入学，在老家留守父母又不放心。最初她只是想临时帮一下，完全没有在北京办农民工学校的想法。当初，她把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教他们读书识字。家长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变了，不再到处疯跑，每天都喜欢跟着张阿姨，回家后能帮做生意的父母算账了。这让漂在京城的农民工非常高兴。
转眼间，张雪英到了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哭着闹着就是不让她回家，十几个家长联合起来热情挽留。当时，张雪英已接到原单位多次警告，如果再不回去将被除名。更让张雪英为难的是，有几个家长因为种种原因被遣返和收容，六七个孩子竟然成了“孤儿”。再三斟酌后，张雪英选择了留下。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留下，真正开始了北京的创业生涯。
开办民工子弟学校曾四个月搬五次家
在学校创办的初期，这个飘摇欲坠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曾在四个月里搬了五次家。身心俱疲的张雪英无数次想到放弃，但看着几千名学生渴求的眼睛，感受着家长们企盼的心情，张雪英又无数次地战胜了自己。
对于北京，张雪英曾经的感觉是高不可攀，虽然距离魏县只有几百公里，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当时准备到北京立足已充分地做好了各种准备，但当万事压在肩头的时候，张雪英才感觉到那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
1998年8月，张雪英告别了亲人，只身来到北京创业。她在丰台试办了一个只有两间简陋平房的托儿所，专门招收那些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到国办中小学幼儿园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张雪英为了感谢丰台区三路居兴华学校的扶持，为自己的学校起名叫民办兴华学校。2001年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北京市政府以合情合理不合法为由，给丰台区三路居兴华学校下达了通知，并对学校进行了查封。1000多名打工者子女就要面对失学，张雪英悄悄地到处寻找办学场地。9天后，在北京丰台区一个河边的树林里比较隐蔽的地方找到了5间没有房顶的废弃旧房。在那里，张雪英白天给学生们悄悄露天上课，晚上就偷偷进行维修。为了不让人发现，全体师生天不亮就必须来到学校，天黑下来才悄悄地离开。然而在一个月后，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就这样，这个飘摇欲坠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曾在四个月里搬了五次家。身心俱疲的张雪英多次想到放弃，但看着几千个学生渴求的眼睛，感受着家长们企盼的心情，她又无数次地战胜了自己。
条件简陋成绩良好学校得到社会承认
和北京当地的公办学校的硬件相比，这个兴华学校一无长物。然而，兴华学校靠着孩子们良好的成绩让北京人刮目相看，教学质量也成为了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能够生存下来的不二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将这里定点为支教学校，甚至从这里看到了祖国腾飞的希望。
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条小胡同里，兴华学校存在于闹市之中。没有公办学校校门的富丽与奢华，破旧简陋是这个学校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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