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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学历门”事件后较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唐骏现身南京林业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讲座。讲座临到尾声时意外出现，一位南京大学的大四女生当面质问唐骏的美国绿卡的由来，对“紫金矿业排污事件”的看法等，该女生还现场请唐骏在她复印好的一沓“西太平洋大学”学位证书上签字，未果后又与其朋友现场分发“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证书复印件。此举让唐骏和南林大组织者均感突然和尴尬。其后，有关南大女生“踢馆”事件也在南京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两校内引起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两校学生有关此事是非对错的讨论还在继续。（扬子晚报4月30日）对于尚未澄清“学历门”的唐骏，能再次出现在大学，并以其一贯的主题进行演讲，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进而，网上有不少帖子，指责南林大是非不分，请没有道德感的人进行演讲，是大学堕落的又一例证。在笔者看来，南林大学生请唐骏做报告，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活动如其报道所描写的那样开展——南林大校内媒体报道，“唐骏的讲座生动且幽默，让同学们切实感受到成功人士的人生风采，也为同学们的未来方向指引了一条明路，告诉大家他的成功可以复制，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让人受益匪浅。”——这次报告的价值，以及南林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确实值得质疑：难道对于唐骏的“学历门”，报告的组织者、南林大的学生，完全装着不知道，有意回避，或者是明明知道，但所有学生都还是把唐先生作为“偶像”与“青年导师”，让其在报告中尽显其光鲜的一面？据媒体报道，“踢馆”的女生小杜介绍，他们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南林大唐骏的讲座现场，“本来说好是一个男生来提问”，“可能是考虑到怕有人问一些敏感问题，话筒一直控制在组织者手里，提的问题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提问，那个男生一直在下面跟组织者斡旋，看能不能得到提问的机会”，但那名男生一直没有得到机会，看唐骏的讲座快要结束了，小杜于是就冲到唐骏跟前，借讲台上的话筒，抛出了让台上台下都颇为尴尬的3个问题。这种事先“埋桩”提问，在现今的大学报告中很常见，如果在唐骏演讲中，这一情况属实，南林大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反思。如此看来，南大女大学生的“踢馆”，在某种程度上，是“拯救”了这场活动，让这一活动，不是单向的宣传、灌输，而变为一次对话过程，同时也在给南林大的学生们补上怎样听报告的一课。对于“踢馆”，媒体转引了一篇南林大学生的感想文章，文章说，“我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以及国家地区会议、论坛，见过来自各行各业著名的演讲嘉宾。和大家一样我也很喜欢争取提问的机会，但说实话今天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以羞辱演讲嘉宾为目的、以嘉宾的包容忍让作为自己嚣张资本的提问。难道逼迫唐骏先生在西太平洋大学毕业证书上签字就是一种成功吗？”我很怀疑，这名作者是否真参加过真正意义的国际会议、或者见识过充满“火药味”的报告。这里不妨举一例，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不顾多方反对，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前往演讲，但他在“欢迎辞”中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先生，你展现了一个狭隘、残酷的独裁者所拥有的一切特征。”这对于一国总统，不是侮辱吗？而内贾德怎么应对的呢？他面带微笑，说道，“对我的一些攻击和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不会受这种不公正对待影响。”他指出，博林格听信对伊朗不友好的美国媒体和政客的片面之词，这种开场白对自己“不公正”，对了解真相的观众也是“一种侮辱”。他的发言同样引来一阵掌声。这才是对大学报告活动的还原。大学的报告，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了解更多事、更多观念、更多人，以及与不同人对话、交流的机会，因此，在大学做报告的，可以是各种人，而且，不同层次、类型的人越多，表明这所大学越开放、越多元。从大学学术自治、学生自治角度说，大学的报告不应限定演讲者的身份、观点，也不能要求所有听讲者配合报告者，这包括学生选择参加的自由与报告中质疑的自由，没有意义的报告，自然没人来听，而不被认同的行为，当然会遭遇反驳。其实，如果活动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基于这样的想法，允许唐先生到大学讲座，但在讲座中，却不回避其“学历门”，允许学生自由提问，也许唐先生难以大谈“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而要面对学生们对其的各种质疑。这样的报告，就变为了对“成功”的讨论和反思，唐先生本人就成了剖析“成功观”的一个案例。自然的，“踢馆”事件也就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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