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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围绕幼儿园的新闻和新政不断。丰台区等关闭“非法办学”的“黑园”，致使一些农民工儿童无园可入。比较积极的消息，是北京市开放“小规模办园”，个人和社会组织可在社区举办“微型幼儿园”。3月1日，回龙观的一所居民举办的自助式幼儿园开张，首批入园儿童8人。 政府扩大公共服务，弥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建更多的公办园、提供更多的学额都是必须的；然而，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农村，公办园都远远不能满足基本需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儿童的入园需求，这就是无证园、山寨幼儿园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在这一背景下，不顾家长的实际需要，对无证园一味关闭、强拆，不妨说其实是政府自我免责的需要，免除可能出现的火灾、餐饮安全等问题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在许多公共领域看到的一种最坏的管理：政府无法满足需求，又禁止社会力量自行举办，事实上又禁止不了，政府却可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卸责。 看到北京市开放“小规模办园”的消息佷是兴奋，细看才知道其“进步意义”仍然有待商榷。“微型幼儿园”仍定位于公办园或民办园，只是降低了举办规模的要求，将原先要求至少6个班、180名以上幼儿的规定，改为最小规模不少于40人，每班规模不超过30人，每班活动室建筑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举办者要有北京户籍，园长要有五年以上教育经验，教师要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等等。这一举措网开一面，主要是针对人口密集的城区居民的需求，缓解公办园人满为患、大量超载的压力。但是，它并不能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儿童的入园需求。即便对于城区，40人的规模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能是30人或20人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将质量等同于规模，似乎大的就是好的，甚至越大越好？然而，对于基础教育、低幼儿童的教育而言，其实小才是好的，这是一个佷简单、朴素的道理。极而言之，一对一的母子关系是任何集体化教育所不能替代的。 公共政策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解决适龄儿童入园难、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园可上，必须要有新的思维和制度创新。教育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本本为本，既要打破政府包办、一统天下的思维定势，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和多种途径解决；也要打破所谓正规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条条框框。那么,实事求是的解决之道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向上海学习吧，上海人的聪明才智又一次表现无遗。农民工自办的“黑园”不就是难以符合公办园、民办园的举办规定吗，那么就修改规定，将其定义为“看护点”！按照文件规定，看护点是指“接收郊区农村人口集中地区的适龄儿童10～50人的符合相关要求的看护场所，”而且“具体人数可根据当地实际适当放宽”。既然不是幼儿园，就不必套用幼儿园的规定了，政府的监管只要求达到房屋安全和食品安全这两项最低要求。市政府鼓励各区县“积极创造条件，妥善解决郊区农村人口集中地区的适龄儿童接受看护的问题”。从而满足了农民工家庭的基本需求，成为上海市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基本举措。此外，政府还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办三级幼儿园，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教育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 在更深的层次上，应当认识家长对于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拥有主要的决定权，这首先是家长的权力而非政府的权力，政府的功能只在于提供服务和管理。微型园和看护点的意义，就是政府要提供符合家长实际需要、平民上得起、用得上的幼儿教育，也就是陶行知当年所强调的，是一种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而不是追求昂贵的、城市化的西化教育。 在农村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我国的一些社会组织在西部农村探索建立这样的平民幼儿园，也有成功范例。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甘肃农村建立了十几所乡村幼儿园，采取公民合作的方式，由当地免费提供闲置校舍，基金会提供硬化路面、购置设备和培训教师等前期投入。聘用的教师主要是本地或本社区村民，从初中到大专学历不等，经过学习和培训后上岗。幼儿收费标准每学期（4个多月）120元至280元不等，所有幼儿园都在一年后都实现了自负盈亏。建这样一个农村幼儿园，基金会的投入平均为6万元。在幼儿园在经济上“独立”后，基金会继续提供教师培训、教育指导和评价，形成教师成长的学习共同体，促进提升教育质量。幼儿园还举行家长交流会、卫生讲座等等，在学校退出农村后，成为新的文化生长点。通过外部资源引入和内部资源开发相结合，以实现“当地人发展当地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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