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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去哈佛大学参加哈佛中国论坛，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论坛上的发言值得思考。朱清时在发言中说，他对中国大学的问题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在他当中科大校长初期，他认为我国大学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问题，为此，他曾带着考察团到美国的大学跑了一圈，将他们的教材一麻袋一麻袋地打包寄回，但后来发现，改革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授们根本没有积极性，他们更愿意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上课，上那些自己熟悉的课，根本连课都不用备。后来，他认为这是人的问题，要把这些只有传统思维的人换掉，就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在这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的“本土”人士基本上已经随着他们的退休，全部被有海外学历、经历的教师代替，但没想到的是，海归人士回国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游戏规则，还是关心课题、经费、成果，与他们在国外时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国内大学的问题，根本上是体制问题，如果体制不改革，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对比朱清时校长的发言，今天我国教育部门和大学，对于国内大学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教材、课程设置以及师资队伍层面。在教育部门和大学管理者看来，只要解决了教材的问题、课程设置的问题和教师队伍的问题，我国大学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为此，大家看到，近年来我国大量引进海外教材，甚至以课堂用全英文教学、用原版教材作为教改“亮点”；大量招募海归人士，有的学校明文规定，新进专任教师，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根本不考虑，可是，这些措施，似乎在现实中所起的效果甚微，大学生们对课堂的态度，还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引进的海归人士，似乎也和以前的本土人才一样，整天填着各种表格，申请各种课题，计算自己获得的学术“工分”。这些问题，都十分明显地发生在眼皮之下，并不需要多敏锐的观察能力才能发现，但有意思的是，教育部门和大学，却对此存在“盲区”，总是回避这些问题背后的运作制度，还是继续以前的“认识”。笔者在美期间，就听到多所大学正在美大举招聘人才。而事实上，如果教育管理制度不变，这些人才很快就会如朱清时校长所说，忘记了他们在海外的求学经历与感受，完全采取符合现行行政规则的一套做法，包括北大的会商制度、拆除老楼等的决策者，有多少没去过海外，不知道国外大学中，这些做法是与大学精神违背、格格不入的呢？笔者看好南科大招募的海外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招到的人才有多优秀，而是校方提出改革学校制度，给人才成长、施展才华以优良的土壤。能解释这种局面的理由，除了体制的力量，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对体制的维护。那些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在当下无疑是体制的红人，而他们按照体制的规则行事，也无疑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决策角度，做大学领导的，自然期待行政权力越大越好，不受约束；从学术角度，也自然期待自己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好，哪管这种配置是否公平公正有利整个学术秩序构建。简单地说，就是“赢者通吃”。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来促进大学发展，实际上迅速把海外人才变为利益共同体，更进一步加重了国内高校的问题。我不反对国内派大学校长、骨干去学习，但必须注意学习的具体效果。我国大学最应该学习国外大学的，应该是管理制度方面。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能尊重学生的权益，做到“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保障学校的权力不是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而会体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方的利益；让学者摆脱行政的干扰、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安心做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等等。这远比花大笔钱引进原版教材、聘请海外人才重要得多。没有这些基本制度，在国外大学视为珍宝的图书，就会在大学豪华的图书馆里睡大觉，借阅率甚至为零；那些在国外大学有学术操守的学者，转眼就游刃有余地把教育和学术作为谋利的工具。当然，制度的学习、借鉴和改革，是十分艰难的。这实质调整的是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当前体制红人的既得利益。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制度改革很难，近年来的海外学习、海外人才招聘，就连大学自身也认为实际意义不大，前者已经逐渐变为公费旅游，后者逐渐变为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也于是，我国大学在国际化的战略与口号之下，频繁地做着国际化的动作，却越来越远离国际化，远离教育的基本常识，出现很多明显荒谬、水平低下的做法。对于要建设一流大学的我国大学来说，这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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