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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突然想起这段旧事，是因为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还是出自许多人曾以之为骄傲的北大的“会商”新闻。
前些年，有人在网上抛出一则对中国大学大不敬的言论，据说出自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该校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这位耶鲁大学“前校长”说得很不客气，比如：“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他甚至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按：可能是指是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Soren Kier kegaard）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叮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对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一些义愤填膺的中国人要把小贝诺施密德特这个反动派揪出来，于是四处搜罗他的罪证，结果是扑了个空，因为传说中的这篇文章根本不存在。于是，有人斥之为某些中国人的彻头彻尾的伪造；有人则说，文章虽不是发在耶鲁大学学报上的，但确是小贝诺施密德特说过的，是他1987年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的话；也就是说，网上传播的那些攻击性言论是一些中国人拼凑的结果。有人还说：“施氏根本就不是讲中国，是在批评美国，只不过是某些粪青移花接木，加上该粪青自己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拼凑而成。”说实话，当初我就颇为怀疑，因为：即使这位小贝诺施密德特对中国那么不友好，到底当过耶鲁的校长，他会那么没有君子风度，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么？
看来，那一场语言的风波根本不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有不少人明知其为伪造，却表示同意。有人就说：那篇假托美国人做的文字，是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大学的批评，我并不反感……这就是说，在一些人看来，表面上的“伪”却道出了事实上的“真”！
最近突然想起这段旧事，是因为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还是出自许多人曾以之为骄傲的北大的“会商”新闻。
多家媒体报导说：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对十类学生试点“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并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据说，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今年5月，这个制度就将在北大全面推广。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说，有关院系将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人们对中国教育早就没有多少好话，这条消息一出，更是引出一片喧哗。这被外界认为，有悖于北大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有评论认为，既然不能思想偏激，学校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说话指南之类的培训，比如是否应该教育学生什么部门是可以批评的，什么部门是不能批评的。更有人打趣说，编一本《北大学生说话指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的热销书。 争议不仅在校外，北大校内也是议论纷纷，尽管在北大的BBS上搜不到关于这个话题的帖子。我翻看了大一阵，竟只见到一篇题为《对北大的会商制度不应一棍子打死》的辩护文章，但就是这篇文章，也是批评的多，辩护的少。
何谓“会商”？如何会商？
据《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会商”的意思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商量”；而“商量”又是“交换意见”。也许有人会说：与特定学生面对面地“交换意见”有什么不对，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在我们这里，有些事情就是怪：字面上是这个意思，骨子里却是别的意思。如，“散步”可能不是散步，“喝茶”可能不是喝茶，“被和谐”谈的偏偏不是和谐，“主人”的意思往往不是主人，是被领导的人群，“公仆”的意思往往是“各位尊敬的领导”，等等。如果是要和有的学生“交换意见”，那是“思想工作”的通常的内容，我们的高校里有大批以思想工作为专职工作的人员，他们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在做这类工作，何必又创新出一个“会商制度”来？还先“试点”后“推广”，在“排查”的基础上，筛选出要经常与之“会商”的特定对象向上级呈报，这些学生将进入某个名单……那是通常的“交换意见”么？明眼人不难明白，那是在通常的思想工作之外要采用的重要措施。
北大的文件说“会商”对象包括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校方本来就更应格外温馨关怀，采取有效措施热情帮助他们，把他们列为“会商”对象（当然是暗地里，我估计不会开大会宣布这个名单），时时与他们如此那般地“会商”他们的心理就坚强了，经济不再贫困了，患重大疾病的就霍然而愈了？如此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对今日北大的思想工作水平，真不知该如何评价。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十类学生”中的“思想偏激”者。
什么叫“思想偏激”？我想，十之八九不是一些说的那些常常骂学生食堂菜不好，菜太贵的学生。
思想不大“中庸”了，不像中央电视台那么“中规中矩”了，有时有点忿忿然了，我想，北大学生工作部文件所说的“思想偏激”大概离不了这个意思。这些学生就要被列进某个名单，就要常常理所当然地“被会商”。当年，北大曾有过“思想偏激”如陈独秀一类的思想家、学者，那是当年北大的光荣，想不到，如今的北大竟容不下这样的人物，那怕他们“偏激”得远远不如陈独秀这些人。
据我所知，北大的学生中有思想的，不人云亦云的，多着啦，把他们列进某个名单，经常“会商”他，他的思想就合乎规范，中规中矩了？我想，这些学生大概会因为自己经常被“会商”而越来越“偏激”，这样的制度只会使还没有列入名单的好些学生思想越来越“偏激”。如果批评学校饭菜涨价就是思想偏激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精神病和神经不正常者就太多了，天天演《飞越疯人院》。宁瀛导芙蓉姐姐演了一电影《A面B面》是一部典型的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详见博文：别样的《A面B面》 ）。讲的就是思想活跃的人硬被领导弄成“精神病”。这种事如发生在北大，那北大就莫非等于且仅等于北大医院了？思想偏激跟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联系起来是个新发明，放在社会上，这就相当于微型版的“把那些桀骜不驯的村民或市民打成精神病院患者”。思想偏激等于心理有问题，这逻辑很可怕。我们其实按北大思想偏激的标准，保守估计全国需要“会商“的人过亿！当北大离早期校长蔡元培所注入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风渐行渐远之时，我们不得不问：谁来会商“思想偏激”的北大？
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并力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原则，学术气氛尤为活跃，学术成就极一时之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以及李四光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活跃在北大，这段岁月成为北大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一页。关于北大传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这些北大校长们曾经做过太多表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以蔡元培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其实就已经把自由主义这个北大传统说透了。当然，无数人更喜欢的同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对学生发出的那句激情吁请——“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北大，已经不是以往的北大”，这是网友的沉痛叹息。其实，这些年有关北大传统沦陷，精神不断矮化的事情层出不断，一次次激起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只不过，北大根本不愿意正视精神思想的泥沙俱下，特别是一次次高居大学排行榜之首，让北大越发傲慢与偏见，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越来越远。 发明这样的“会商制度”绝非北大的光荣，绝非中国教育的光荣。不用外国人骂，不用一些中国人假托外国人的话来骂——自己的行动就在骂自己！ 毋庸置疑，如此“会商“之下，大学将难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去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来自科教文卫各界的10位代表座谈时，颇有感触地说道：“一所好的大学须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必须有自己办学的自主权。”以此观之，要让大学有灵魂，还是少“创新”“会商制度”这样扼杀“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踏踏实实地回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轨道上来。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大，气度之大。北大受益于此，更应对此有更真切的体会。然而，如果连学生对管理事务中的不满都不能接纳，又如何能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面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或许这也应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从小学的双手背后，到中学的满堂灌，再到大学的“思想偏激”……个性没了，想法没了，学生大多成了一个个标准件。长此以往，如何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更何况，对于自身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本应认真听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将心思更多地放在服务学生、服务教学上，这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正常心态，才是一所有着深厚底蕴的大学的正常胸怀。
北大作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理应在解答教育之问、阐释大学精神等方面做出表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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