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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这有多方面原因，要认真分析研究，关键是要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统筹。”　　《中国经营报》在不久之后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对于乡村教育的描述更加悲观。它说：“当下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从社会治理、伦理价值、生活形态，还是物质层面的田野耕地、树林植被、水利设施、文物陈迹等方面，都被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所牵引，呈现出一种加速‘消失’的状态。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亦呈现出一种与上述现象相应的吊诡异象。村民外出打工，带走了自己的生活，也‘带走’了乡村的社会。在社会异化与留守儿童‘失守’的过程中，偌大的中国乡村，已经快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了。”　　如果今日去展望十年后的中国乡村教育，更多的可能是忧虑。目前来看，中国的乡村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一为教育投入，二为教师改良，三为城乡价值观平衡发展。这三点都问题多多，不容乐观。　　但是我们也深切地知道，中国乡村教育的症结，并不是不可解决的。从历史上来讲，对于乡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无数改变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都来自乡村，功成之后又回归故土。毫不夸张地说，在数千年的时间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中国的乡村都无私地供应了城市。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无论是对未来的想象，还是进行一次寻根，从哪一方面，都存在着乐观的理由。　　乡村学校城镇化 乡村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乡土中国土崩瓦解。如果想要改变乡村教育的局面，则必须要改变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利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在数千年中华文明中，乡村为何可以成为中国稳固的文化基础。　　很明显的一个表征是，乡村在古代中国的面积要远大于城市，乡村人口也远过于城市。在今天虽然也仍旧如此，但现代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它对国家各方面的贡献却日益呈现劣势。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城市，并在各方面都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模式。　　与以往相反，乡村与城市的地域人口比例与对国家的供给方面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等。因此，想要改变乡村教育的不利情况，最彻底的办法莫过于让这种失衡的比例重新回归。　　也就是说，让城市像古时乡村一样，成为中国人口和面积的最大拥有者，反过来用城市补给乡村，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和谐之路。　　这一想法看起来犹如天方夜谭，但如果放眼望去，就会发现美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根据美国2006年的统计，美国农业的直接从业者已不足3％，农村的总人口是59，061，367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1％。美国31．3％的公立学校、超过21％的学生生存在这些地方。这让美国的乡村学校能够在地广人稀的局面下直接受到城市的辐射，有利于进行大范围的改革。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借鉴。而且这样的发展也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城市化的构想。　　早在1980年代，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城镇化的理念，他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即是：农村——小城镇——城市——特大城市。他的目标与此相同，就在于逐步减少乡村的农业直接从业者，扩大城市化。　　20多年以来，费孝通先生的构想对中国的城市改革造成了支配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扩大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在2006年年末，着名经济学者谢国忠又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他大胆建议中国应着手建设5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他在《财经》杂志上撰文说，“如果中国人口的80％集中于20个超大城市中，其他地区将变得相对空旷，这对环境保护是好事。人们可以时不时地去乡村游玩，享受自然。”这个夸张奔放的想法是一个反向的努力，它要求城市自我扩张，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在来看，如果这两条路线能够对接，那么十年之后，将有望实现一大部分的构想，对于乡村教育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福音。　　从数据上看，随着乡镇化的发展，乡村学校的人数一直在逐步减少。农村小学在校生人数2004年为7378万人，到2005年减少为6947万人，到2006年进一步减少为6676万人。如果中国在2019年城镇化率达到80%，即使乡村教育费用投入仍然保持在10年前的水平上，由于人口与城市比例的倒错，在人均教育投入上也会相当于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如果中国的城市扩大，意味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富强，意味着教育经费支出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更多的城市资金填补乡村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得到，这会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它将会使乡村教育发生彻底的改观，不会再存在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这一倾向在中国的东部已经有明显的迹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19年，将不再是贫穷的乡村学校星罗棋布，四面八方地围住城市学校，而是恰恰相反，乡村学校将在城市的包围中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呈现出和城市学校一样的多样化发展。　　精英重归乡土 在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之路刚刚起步时，当时政府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对乡村的冲击。为了留住乡村的文化传统，乡村教育的师资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通过各种政策的激励，到1932年，江苏有56％的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河南的比例是53％，河北省的比例是48％，山东和安徽的比例是34％左右，而全国平均是36.39%。　　这是按照现代教育模式的标准作出的努力，它没有按照中国的传统，以科举中的儒家经典来判断人才，而是按照国家和现代学校所颁布的学历水平作为鉴定的标准，来判断乡村教育是否拥有了大量的精英人才。但是现代化的潮流击碎的是乡土中国的文化生态，乡村在变得日益贫困的同时，不但让最优秀的人才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也伤害了他们的梦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识字率已一路下降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1949年之后，为了提高乡村教育的师资力量，政府通过各种利好政策要求高学历人才回归乡下。但同样的，这样的努力只是恢复了乡村教育多样文化生态模式的一个方面。中国乡村教育的根基在于教育形式的生活化，多样化，它和乡村的生活特点密不可分，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共生的文化形态。　　在中国乡村的历史中并不做公私教育的分化。尤其是唐宋以后，私学彰显，到明清之时，私学已遍布天下。乡村教育的私学样式多种多样，这让中国的学者有了极大的选择余地，它既可以闻达于庙堂之上，亦可以成为乡村中的文化隐者。乡村天然自由和包容的土壤，提供了理想和生活，它可以让教育成为一种优良的生活模式。　　精英人才执教乡村，虽然不必然与乡村的破败贫困不相融洽，但是我们一直希望的是，乡村教育的发展与乡村生活的安适程度能够一致。它能够让有文化追求的学者可以在谋求教育理想的同时，不会因衣食受辱。这一种的努力里最让人鼓舞的事情出现在1996年，被称为当代大儒的蒋庆先生，于王阳明悟道的贵州修文县龙场镇购置果园百亩，他在其中修建数间小屋，取名为阳明精舍，立志恢复儒学。阳明精舍三面环山，临潭而立，历经数年的发展，阳明精舍已成为中国儒家学者讲学论道的重要场所之一。虽然这一点与中国乡村文化生态恢复尚存距离，但这一种努力的途径，却完全符合中国乡村教育的传统未来。　　只有各路精英从不同的方向自发回归乡土，才预示着现代化的发展在中国不再呈现断裂的趋势，在未来的十年中，乡村教育才有望死火重温，为中国的真正复兴走出重要的一步。　　超越城市取向 城市化发展自身带有的问题，慢慢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显示出来。这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城乡价值取向开始倒错。在美国，尤其是二战之后，中产阶级纷纷逃离城市，趋向乡村。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区，美国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现象，建筑商倾向于在远离市区的郊外大量修建宽敞而豪华的房屋，以吸引高收入家庭入住。从2000年到2004年，在25个大城市区域里，有18个州从2000年到2004年间迁出的人口比迁入的人口多，其中从最大的3个城市区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迁出的人口最多，纽约市甚至出现了居民总人数减少21万的情况。2007年，调查显示，郊区为当地居民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城市。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在过去15年里，随着3亿～4亿人从贫困的农村迁入相对富裕的城镇，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不过，除了这种大迁徙之外，如今正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猛烈。随着中国大城市变得更拥挤、生活代价更昂贵，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不可避免渴望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更多生活空间。新近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坚信他们最美好的日子，从经济上来说，是在郊区。单在上海，城市规划者相信今后10年大约有500万人将移居所谓的‘卫星城’。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各地上演，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这种进程——‘向郊区逃离’，是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核心，并将持续多年。”　　人类对于寻求幸福有着本能的趋向，长期以来，城市提供给人的教育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优于乡村，因此乡村教育一直被作为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性教育体系的参照与延伸而存在。现在，一旦乡村提供了供应幸福的条件，就会有更多理性的先知先觉者回归乡土。按照这样的趋势，在10年之后的中国，最优良的资源将会从城市分离为二，其中一部分将逐渐聚集于乡村，回归到传统自然的价值取向上面。　　未来十年，乡村的光荣与梦想，都将连接在国家强盛富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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