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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军-本文题目的具体涵义是：中国目前缺少大教育家；中国目前急需大教育家出现；中国目前缺乏大教育家产生的土壤。 中国目前是有一批教育专家的，他们或长于某方面的教育理论，或对教育政策有深入研究，或在教育教学一线实践中敢于探索而小有成就，还有的是有一定教育理论基础和开拓精神因主管一方教育工作而做出教育改革实践的地方性的新探索。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继续成长为大教育家。 有人也许会问：你所说的大教育家究竟有多“大”？我的回答是：对中国教育整体发展起到明显推进作用者。中国目前有这样的人吗？不追究更早，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间有吗？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缺少而又需要大教育家的形势吧! 一方面，中国教育的长年危机亟待扭转而需要大教育家。也许有人不同意中国教育危机说，但无可辩驳的是：素质教育长年推进不力，使得中国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差，体能素质连续二十年滑坡、近视率高，仅这具体两方面的问题长期存在而说中国教育已处于危机中就已足矣！而这种情况竟持续二十余年不得改变，或几乎还在继续加重！面对这种危难情况，我们只好对大教育家产生英雄般的呼唤，呼唤有这样的人出现以力挽狂澜。 另一方面，产生大教育家的制度土壤尚未形成。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专门的教育工作者也有数千万之众。这当中，具有成为大教育家潜质的人一定是有的，而且，中国教育的长年危机应是有助于“催生”大教育家的，但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缺陷湮灭了催生大教育家的“有利”形势。 大教育家的出现需要内因与外因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内因方面：潜在的大教育家一定要有国家乃至国际视野，要对中国教育的整体形势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并能找到和把握体现国家教育内在运行规律的纲领，并特别要对当前中国教育整体运行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或症结有一个准确判断。在潜在的大教育家眼中，国家教育的整体运行状况应是几近透明的，体现了一种高超的智慧。为具备这样的内因素质，潜在的大教育家一定是对中国教育有较长时间切实和深刻的感受，对教育领域不同岗位的特点、经验有系统、深刻的认识，由此才可能形成改进中国教育的深厚的智慧积淀。 只有把这种高超智慧在国家层面的教育实践中发挥、发展出来，潜在的大教育家才可能成为现实的大教育家，并且中国的教育才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走出当前的危机而获得质的发展。有人也许会问：这里是不是在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依法治教如何体现？面对教育危机状况需要寻求教育体制的某种转型，通过杰出的个体为主导与时俱进地建立以法治教的新模式实际很正常，两方面并非对立而是可以融合。这就需要大教育家的智慧和大教育家的作为空间；大教育家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相应的外部条件。 外因方面：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教育问题有效解决机制的真正确立。高智慧只有化为教育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如果潜在的大教育家本人正好是或成为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决策人，这当然很好，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便有了重大希望。如果不能实现大教育家的智慧与国家教育决策的个人耦合，而能够实现潜在的大教育家与国家教育决策人不同个人的耦合，同样也可以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福音。这就取决于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教育问题有效解决机制能否真正形成。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潜在的大教育家自己如何展现出自己的高超智慧；谁以及能否有时间、有机会、有意愿去听、去发现、去辨别芸芸众生的不同智慧，并发现潜在的大教育家不同于常人的高超智慧；高超的智慧能够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不走样；潜在的大教育家能够在教育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自身继续得到发展并发挥一定主导作用；等等。由于以上许多的问题尚未处理好，使得教育专家们、学者们的潜在智慧、特别是在教育实践改革方面的智慧难以充分激发、发掘，也使得众多学者热衷于做不需经实践检验、只需所谓专家检验的各类课题和论文，而且评职称也只需看这些非实践性“成果”有多少就行了——因而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意见时而会有不够客观、不够具有建设性、带有书生气、带有明显瑕疵等问题，即使是一些著名的教育专家也是如此。这又使得教育决策者看轻教育研究者的意见，造成了学者与官员关系的割裂、对立、互不买账。实际上，正是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教育问题有效解决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导致了这一窘况。 有人说，现在重大教育决策出台前不都征求公众意见吗？这是真的，但这与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教育问题有效解决机制的真正确立还远不是一回事。钱学森同志早在1990年曾指出：“我们党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正确的，但过去在运用这个原则时也犯错误，错就错在集中时，没能集中正确的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实现集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代表们和委员们提了许多意见，有许多提案，最后怎么集中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集中，那怎么能做到科学决策？”千万不要认为文件出台前经过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就是民主与科学的决策了！千万不要小看民众意见集中的办法和机制；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不科学，将对于亿万民众智慧的发掘利用、对于亿万民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产生与发挥，以及对于大教育家的产生，都将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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