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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这里以社会弱者的代表儿童为例，说明“开放”这一时代潮流给小人以机会，让“动思”流行于世。教育学也不再把醉心于办“君子学”的教育工作者追捧为教育家了。
作为教育专业人士，行动主义美学在我们的助学行动中成为主导思想，在这样的美学框架里，我们不住的研究儿童，特别是“现代”儿童。
文艺复兴给“动思”以时代基础，终结了静思。随着哲学上反形而上学的趋势，动思越来越“得其所”。
开放的境况下，有人感到童年——虽然有儿童自己得守护——正在消逝。
开放，而不是封闭建设，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不可回避的文化境况。开放，让“社会”以“世界”的面目进来了。这是地理意义上的开放，又叫“发现世界”。
还有就是“发现人”。把公共领域开放出来，让小人参与进来，而不是君子垄断，这是新时代的进步，又叫做“民主的潮流”或“群氓崇拜教”。
以前的书院，建筑在深山丛林之中，和社会的喧闹形成迥然不同的语境。现代教育向社会开放，而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中国教育社会行动美的语境。城市里教育机构扎堆儿，农村地区教育机构也没模仿城市，建筑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现代”进入中土，就和“习静”干上了，所以它不是从农村开始。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介入中国，是靠了胡适、陶行知等人。胡适当年认为：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是空前的，以后也不会超过杜威，在教育思想上对中国的影响。
动思，靠的是小人的白话。
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的胡适先生说：“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老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确是顽固党。”“促进语言文字的改革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转引自唐德刚著：《胡适杂忆》P.167，华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动思”中，“成人”把“儿童”开放出来，教育成为具有普及价值的事业。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运用大量历史学和人口学史料，落笔于“童年”的社会源起，勾勒了“童年”发生、发展的历史沿革。《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到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百分之七的年龄在14-17岁的人口，另外百分之九十三的孩子和比他们还要年幼的儿童，从事着和成人一样繁重的劳动。童年发明的历史也只有短短400年。
现代社会，更因着小人的诉求，把政治和文化“开放”到了一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就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它把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为什么政治运动反而成功得比文化运动意义深远？
因为“小人”和“动思”把这场运动成全得很经典。1925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国际儿童节”的概念。我国在1931年也曾经规定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 1949年确立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我国是参与制定国和签约国之一。在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同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对维护少年儿童的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式方面，有法律，和内容上的教育行动主义者一起，帮助儿童在开放时代里拒绝童年的消逝。
儿童有了文化，就可以把印刷体里的意义开放出来，甚至可以做“小先生”，去传播已经习得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识文断字，君子垄断文化的特权也就日益受到了剥夺，一方面，部分小人成了君子（穿起了长衫，成了人上人），一方面，全部文化的内容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和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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