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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总督学”沦为囚徒？卢书民
于兴昌总督学，原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正厅级，中国人特喜欢讲个行政级别什么的）。之前，曾历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光学机械系辅导员、光电分院党总支书记，吉林省高校工委党建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兼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吉林省高校工委助理巡视员，高校工委副书记兼省教育厅副厅长。但在其即将退休之际却因受贿上千万元于2009年9月25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被逮捕，2010年9月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原本“为人挺好，工作积极肯干，很有头脑”，曾多次被学院、省、市评为优秀辅导员、先进模范，后又把光电学院“搞得有声有色，专业蓬勃发展，师资力量壮大，科研项目到位多、教学好，至今这个学院的专业实力在全国依然处于前列，为学院打下了好基础”的人才沦落为铁窗囚徒呢？有人说很简单，是他自己不争气，其他人为什么没有。是的，我也承认是人生而具有的20大劣根性之一——“私欲”导致他后来的贪得无厌。但仅仅是他自己把自己推进牢狱吗？原因并不那么简单，世界上的事情如果都那么简单就好办了许多。因为，现在不仅仅在教育界，所有行业公职人员里手中多少拥有丁点权力（不外乎八大权力：金钱、人事、财物、就业、上学、流动、工程、地皮）的人们，谁敢站起身子拍着胸膛对熟悉自己的人大声说自己没有一点点问题？只是看自己身后有没有“大树”可依靠，有没有“巨伞”可遮光；只是看得罪了什么层次的人；只是看在什么“火候”犯事，犯的事大与小，触及了什么样的人的利益而已。这些，所有人心知肚明。由此得知，于兴昌群体（类似于此的权力者们）之所以落为铁窗囚徒，不仅仅是自己的原因造成，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犯事之前他们也曾都是好人，甚或是优秀人才。首先，制度的缺陷。制度上的缺陷并不是单纯指有没有惩罚性法律，也不是有没有警示性法律，而是怎么监督，谁监督才算有效的可操作的具体性法律。《刑法》我们有，《行政监察法》有，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有……但起作用了吗？对什么样的人起了作用，起了多少作用？我们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应该监督的群体却没有权力和条件去监督，即使某些法律、法规有规定，也不过是闪烁其词的摆设（例如《行政监察法》第六条：“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但这里的“群众”指的是那些群体，这个群体怎么依靠，“群众”怎么行使监督才能有效制止腐败犯罪，并不明确。再如《党内监督条例》第五条：“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接受并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且不说群众有没有条件监督，即使有条件，现在的领导干部谁正确对待了群众的监督？）；而有条件和权力去监督的群体，其中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大有人在，自己又怎么能挺起胸膛实施监督呢？尚军（原安徽卫生厅副厅长）被挖了出来，于兴昌被挖了出来，文强被挖了出来……，有那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群众的监督结果？其次，体制结构的缺陷。从事教育、科研等专业的组织津津乐道于行政级别的高低，哪有心思专门去进行什么科研、教学。他们为什么为了一个行政级别不惜花掉血本，甚或犯罪？不就是我们的体制所造成吗？不就是行政级别里有权力寻租、不劳而获的油水吗？从于兴昌的判决书里可以找到数处关于体制性缺陷的关键词：大学录取、转学、自主招生、安排工作、调整专业、引进人才、高校进人、提拔和使用院校官员、国外考试机会、上重点中学和小学、房地产商等。这仅仅是一些关键词组吗？不，这些关键词勾描的是一幅幅高校内肮脏利益交换下腐败的清晰图画（长春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王栾周<正厅级>、副院长李伯承，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副书记龙小乐等等，均因贪婪无度而身陷囹圄，难怪我们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难怪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关键词映照的是我们教育体制的弊端；这些来自于塑造灵魂的领域的关键词足以使平民们丧失对未来的希望，宁愿醉而不愿醒。面对于兴昌案件，某高校“处级干部”竟然麻木不仁的说有三个想不到：教育领域高层官员也会被抓；涉及的受贿数额竟会超过千万；收点“感谢费”却成了罪证。其实，只要看看我们的制度缺陷，只要看看我们官本位理念下教育体制的弊端，只要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麻木人群，只要看看有多少人已经把“本分”、“理应”、“服务”演变成令人作呕的“感谢”、“重酬”、“回报”，只要看看党中央多年来治理腐败的决心和行动等等，这些事早就应该想到的。如果我们的教育早就回归到自己的专业本位，对行政级别不疲于奔命（院校行政级别不能像《纲要》所讲“逐步取消”，“逐步”没有时间表，等什么，应立即取消）；如果高校（包括中小学校及其他科研机构）领导人的选拔任用换一种方式（如由了解他们行为的职工推荐、投票；由提拔、使用之前培养人才的应用结果决定……）；如果行政官员不再完全左右高校等科研单位的“八大权力”；如果这些单位人员的进入、流出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本人的社会效能决定；如果高校能改变自己的招生方式和方向，专业的调整有一套章法可循……，敢肯定，体制完善后的教育领域腐败现象会大大减少。再次，环境熏染。环境熏染有三点。一是侥幸和平衡心里下从小心谨慎到胆大妄为。开始一次偶然的肮脏行为没有被发觉，或者达不到犯罪程度会导致意志不坚定者继续侥幸作为下去；有权者没有不贪婪的，别人都没有东窗事发，我为什么不借机捞几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里导致行为越发不择手段、相互“学习”、相互“攀比”、肆无忌惮、不可收拾。二是弱势群体的纵容。弱势群体（分两种：一种是没有一点权力，事事求助于权力者，即绝对弱势群体；另一种是自己虽有一些权力，但某些事必须要求助于某种权力者，即相对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为达目的，不管是否违反原则，不管“征途多么凶险”，逢“山”用银元开路，遇“水”用双手（拍马屁）架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这样，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者们一个个像娇惯的独生子女一样被宠坏了。你如此，我如此，自然都会心照不宣、守口如瓶。这样的纵容，无异于帮助病菌横生的夏日温度。三是“蝇蛆”的进攻力度不断加大。人类的斗争从来都是攻守兼备，当“蝇蛆”手段高明，处于强劲攻势时，不健康的躯体自然会拱手相让，任其吞噬。且不讨论“蝇蛆”的手段是什么，有多少，多么高明，仅仅凭拖住于兴昌之类落水的某“刀客”在公众场合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足以证明：“党政军领导我们都好使。”最后，积极向上的信念泯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道理人人都懂，但还是有相当部分人不愿在忧患中重生，却愿意在安逸中醉死。人，生而具有的20种劣根性之一就有“贪图安逸”。这种劣根性一旦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什么信仰、理想、道德、良知、美誉、人民、党的利益、国家强盛统统泯灭，剩下的仅仅是个人那点可怜而无耻的贪得无厌、争名夺利的卑劣行径。最后不得不走上轻者身败名裂，重者自绝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不归之路！呜呼，私欲膨胀、制度缺陷、体制弊端、环境熏染、信仰泯灭……，这些，也只能是这些“东西”让多少原本都是于党、于国、于民有贡献的人沦为铁窗囚徒！可惜！可叹！可悲！可怜！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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