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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教之，穷之何加之文/周新桥 《论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原文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则故事讲孔子到卫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其弟子冉有问，这个地方人口众多，该如何治理？孔子答：“富之”；冉有又问，富裕起来之后又如何？孔子答道：“教之”。这则故事反映了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孔子重视民众，主张富民，而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之受教育以提高素质。因此，孔子富之教之的观点不应理解成只有富裕以后才能进行教育。但在民众处于贫困时，的确又面临“穷之何加之”的问题，是先富之还是先教之呢？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较1949年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用国际贫富标准衡量，总体说来，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追求国家富强、民众富裕是一代代中国人所执着的理想。显然，穷之而富之，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路线。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在，人们仍然可以深刻感受到“先富裕起来”思想的广泛影响，表现在：追求GDP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金钱至上、享乐　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显富摆阔，到发达国家扫货，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等等。甚至连教育的过程和目的也与“富之”难舍难分，如：办学办教育、做课题搞科研等要讲经济效益、讲创收，具体事例有高价幼儿园、择校赞助、有偿补课、论文版面费等；受教育的目的是升学，升名校的目的是出国、有个好职业，出国或有好职业的目的是能赚大钱等，过有车有房、不愁吃不愁玩的生活等。事实上，当今，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富之”也是首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客观地说，人心向富，无可非议，但人心唯富，对社会对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近些年，中国社会出现的金钱腐败、 黑而致富，为富不仁、富而思淫、富而称霸、贫富悬殊等就是这种人心唯富的极端后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富之“成了人生或社会生活的第一追求的时候，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的混乱就在所难免。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应该说与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混乱有密切的关系。 看来，仅有“富之”是不行的。那么，先“富之”再“教之”如何呢？只怕也难。因为人一旦要“富之”并为之奋斗，首先就错过了“教之”的黄金阶段，而且“富之”之后再教之，大脑已被财富充满，已没有了知识、伦理、理想等再扎根的空间。即使尚存一点空间，也会因为新知识、新价值与原有知识与价值的剧烈冲突而受到抵制。当然，反之，仅有“教之”也不行，毕竟人心思富啊。况且，中国也有社会只重教之不重富之的深刻教训。 最可取的是人在面临“富之”和“教之”时，既富之也教之。换言之，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富之教之，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人类历史上，既富之也教之成功的社会不少。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既指物质性发展也指精神性发展。民众富之，当然是发展，但仅富之，只是畸型发展。只有富之教之两者共进，才是社会的全面发展。 因此，孔子富之教之的观点应理解成当民众富有之后，更应进一步教化之。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富了更要有点精神。富了要富而思进，富而思善，像彼尔盖茨等众多富人那样回报社会，帮助穷人，尽一已之力促进社会发展。而面对“穷之何加之”的问题，则要取既富之且教之的态度。也就是说，不能等到富裕之后才去教育，而是以教促富，以富支教，富之教之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以达到既使生活富裕又教育水平高的目的。同时，也为孔子说的在富之后的“富之教之”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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