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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去行政化”的一些想法-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如2010年6月7日院士大会）上的多次讲话，表达了党和国家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总书记还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2006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显然，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需要很好地发挥现有将才和帅才的作用；同时，由于当前我国这类将才和帅才还不够多，需要我们加强新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核心技术买不来，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更难引进。引进人才是需要的，但必须立足于国内，走自己培养人才之路，这是各国发展的基本之路。在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需要实践，需要时间，需要环境。我认为“去行政化”的实质在于，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充分发挥我国人才的作用。要在各项业务（如学校教育、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医疗健康等等）中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不是靠一般行政工作的做法和规律去指挥一切。什么叫“行政化管理”？以最近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及刘延东国务委员关于地震预报工作建议多件批示的处理为例，可以看到行政化管理的实质及其危害。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中央领导批文下达后，层层领导批示“认真贯彻指示精神”。最后落到基层管理单位（如研究所的科技处），由他们起草一个方案，再请各方面“专家”开会评议。“专家”仅仅在会上刚刚看到材料，会上就“即席”发言，许多人声称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说自己不懂这方面的问题。发言当然是五花八门，肯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这样经过几次论证，以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建议，几亿甚至十几亿元的工作项目计划就走完了工作论证程序。论证程序完备，可是这样的论证报告可信吗？组织这项工作的年轻官员和主持人，不懂或半懂业务，显然不能承担什么责任。专家的作用，仅仅限于会上即席发言和提出建议，发言的时间又有限，大家的一些意见甚至是相反的，专家的意见哪些被采纳了本人也不知道，这种做法又能使专家负什么责任呢？有关领导也仅仅是在会上听大家的简短发言后即进行指导。以上的做法和决策过程就是典型的“行政化”做法。地震预报项目如此，其他许多重大项目的论证过程也差不多。显然，这种做法就是不需要真正专家的做法，也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教训”的做法。这样做，工作能做好吗？人才能培养起来吗？加之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成果缺乏严格评审过程，一些成果抄来抄去，吹来吹去，这如何能推动科技发展呢？科学技术的“高见”常常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多数人的和领导人的具体意见不一定对，过去的教训已有很多了！“行政化”管理导致各种无意义的会议大增，重大项目决策不当，加上繁琐的报表规定及不合理的财务拨款和检查评审制度，使科技骨干人员苦不堪言，大量时间用于无效劳动。要大力精简各种会议和汇报报表，以使科技人员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实际科技工作中去。加强对科技成果的客观深入的评价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各类专家的作用，就必须积极推动“去行政化”。过去有好的传统应发扬。以上世纪70～80年代地质部的部、局领导（如地质部的张同钰、宋应、邹家尤、何善远、朱效成、孟继声等）的作风为例，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参与地质工作时都不懂地质找矿业务，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知识，与专家建立起友好关系，并深入地质找矿与科技发展的实际活动中去，深入到科技人员中去，与工作人员和专家一起研究问题，抓立项、抓成果、抓推广转化，大家干劲都很大。新一代的这些领导虽然学历都很高，但专业业务知识较差，实际经验又不足，因为都很忙很忙，哪里有时间不断补充学习新知识，更看不到深入群众、深入调查的作风了。要真正体现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新精神，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的作用要肯定，真正给予信任，加重责任，他们会“士为知己者死”地投身到工作中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他们能努力为新中国的发展奋斗，这不就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了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除去口头上说更要有实际行动。重视专家，首先要能识别真正的专家。现在冒牌专家太多了，什么建议都敢提，唱赞歌的多，严肃提出问题的少。领导认为是专家的就是专家，不看在别的专业领域他还是不是专家。加之负有重任的官员们都很忙，很难深入实际去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识别专家是不容易的；没分清他是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就使用其建议进行决策，结果就不会有把握。加之，由于过去多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真话不能都说”这一口头禅已成许多人的座右铭。真实地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而要判断一个人能否“挑大梁”更要有科学考察方法和制度。建议认真调查，建立起中国的专家队伍，不要仅仅看名声，不要一看是院士、留过洋的，或者是单位推荐了的，就信以为真。周总理于1967年邢台地震后，点了李四光负责推动我国地震预报工作。他当时早就在中国科学院负责中国地震工作了，并有一套自己的地震预报思路。任务明确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毅然决然地投入野外实地考察和预报试验工作中去。这是一个好的事例。要改变一些人鄙薄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的思想。如果将各方面重大问题都交给有关方面的专家把关，提工作方案，专家对方案负责，这样，我国的决策工作质量和效率当会大大提高。各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应处于服务、协助和指导的地位。研究所应由科技管理专家领导，学校应由教育家管理。研究员和教授不一定会管理。有的专家既当运动员、裁判员，又当全所工作的指挥员，这是搞不好工作的，因为他很难将各方面工作关系摆平。此外，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既不可能两头（管理全所的工作和搞好自己承担的大项目）顾全，更不可能把多头（多个大项目）照顾好，因为作为一名科技人员、科技专家自身的精力有限，作研究是要亲自读文献、作试验、研究问题的，整天开会并不是科技专家的作风，而是官僚化的形象。当然，如果有的所领导甚至于不顾所的定位任务，而是从个人专业、兴趣或认识出发把所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将会大大削弱研究院所的工作，这是上级领导的责任了。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我们党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纲领，凡是一切有利于推动这一纲领实现的活动，应当说就是体现了加强了党的领导。各单位党的领导也应按此标准来体现党的领导，检查自己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今天，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有许多弊端，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可以看得清楚，有的还看不清楚，从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角度，需要多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以使决策少出偏差，因此，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是好事，需要人们认真研究。科研单位、学校应有个行政级别，在中国没有定级就等于没有地位，看中央文件了解中央的精神，也还要分级别的。但是，定为什么级别不等于就要按照国家机关衙门那样“官僚化”，搞什么特权。对专家的生活工作条件上要给予适当照顾，否则太不公平了。《科学时报》(2010-8-13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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