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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新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温家宝总理曾拿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国内六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以及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这种回答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吗？ 近来，虽然媒体关心和报道“钱学森之问”的热度已降低，但教育要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却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如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先后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是例证。在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际，听听丘成桐教授是怎么看待“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丘成桐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与美国朗讯公司半导体研究副总裁、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卓以和，在接受记者专访（注）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表述。 丘成桐教授认为： 首先，中国的教育不重视对学者进行科学精神的培养。他说：“中国目前缺少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尖端人才，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坦白说，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人日以继夜地为了某个科研项目去努力”，“现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了科研愿意拼命，从早到晚做研究。新生代研究者把工作时间限定为朝九晚五，休息时间就出去玩。”显然，不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是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首要原因。 其次，中国的学界缺乏创新氛围，学风不端正。他指出：“得诺贝尔奖要作出有很大创新性的贡献，中国的创新人才还差很远，大学也没有形成创新的浓厚氛围。”实际上，没有自主创新，但又想成名，会导致中国大学学风不端正。在中国，不仅对学生缺乏诚信教育，而且“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这让学生怎么看？教授在台上告诫学生要诚信，学生则在台下偷笑。”事实上，校长、教授学风不正，对学生影响很坏。 第三，中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使得学者十分急功近利，导致了人才成长受阻。他指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自我满足了”，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这一点在出国的留学精英身上也看得很清楚。“近10年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比20年前水平差了很多。以前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会轻松考过博士入学考试，而且得到很高分，但近几年中国名校的学生到哈佛却考不过入学考试。”“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第四，中国应试型的基础教育埋没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他说：“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他还介绍：中国高考为了标准化，担心很多学生学不懂微积分，就干脆不考。高考不考，学生也不学。但是,美国的中学是要学微积分的，学得好的大学生在20多岁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了，而中国学生到了大学才学这门课，浪费了很多时间。 第五，中国高水平的师资不在教学第一线，降低了教学质量。他说：“中国很多有名的教授不重视教学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名教授觉得自己有名，要做研究，很伟大，教本科生显得水平太低。但是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吧，哈佛就要求每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 不知钱老和总理对丘成桐教授的解答能否满意。对比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学者对“钱学林之问”遮遮掩掩或不痛不痒的回答，可以看出，丘成桐教授对中国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批评是直言不讳和切中要害的。看来，秉承“跳出中国看中国”的思维，对“钱学森之问”这样事关教育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的大问题，也同样适应。 其实，丘成桐教授对类似“钱学森之问”的问题的回答，既是对中国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现象提出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中国教育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方面给予的积极建议。概言之，丘成桐教授的观点给正准备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中国教育有如下启示：中国的教育要想培养杰出的人才，既要全面改革中国的大学教育，也要全面改革中国的基础教育；既要端正大学学风，也要十分重视学者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彰显；既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也要鼓励“优秀年轻人真正为了人类求知欲望来做学问”,为学者营造大胆创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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