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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校教育学院主办，中大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信孚教育集团和湛江师院承办的 “教育与中国未来”学术论坛举行，来自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的专家聚集中大，开展跨领域、跨文化对话，为中国教育把脉。北大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教育学家陈学飞在致辞中说，这次探讨有大学本性回归的味道，蔡元培校长当年在北大主政期间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本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但后来大学本性沦落了，改革开放后大学之道回归，但直到现在元气还没真正恢复。教育不是培养制造GDP的工具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我觉得中国教育过于功利性，把人的培养看成是制造GDP的工具，这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不利于人的成长。”茅于轼说，我们把教育看成是国家培养人才，这样的说法一直有争议，但到现在还没改变。在这种思路下，从小怎么写怎么算，到大学报什么专业，都是为了将来能赚钱。这样培养人的目的是将来制造GDP，制造社会财富。“从社会的发展来讲，这个目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把教育变成了功利教育，变成了反素质的教育。”“我认为应该把教育从国家立场转变成个人立场，变为培养个人的素质。”他说，个人的素质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懂得人性，懂得是非和善恶。比如最糟糕的恐怖主义分子，身上绑着炸弹去炸别人，这些就是缺乏教育的人，不懂得最基本的是非和善恶。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也有人分不清好人坏人的，搞不清做得对还是做得错，这些问题搞不清，十几年教育就没意义了。再喊“教育救国”的时候已到！论坛发起人、中大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未来视野下的教育危机》的报告，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的自我定义，是民族对未来的自我设计。“中国的伟大未来，是要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问题，已经从战争转向教育，从取得政权到办教育，到再次喊‘教育救国’的时候了。”目前中国教育存在政策上的重大错误，冯增俊说：“以发展优质教育为由，其重点发展的是优质升学教育，是以升学为主的教育，不是素质教育，不是平民教育，也不是全民教育。”“让公众失望和不满的是，国内的教育出现严重的扭曲、异化。废除科举100多年，我国一直学美国、学德国、学苏联，但最终自己的教育根都没了，弄得一副失魂落魄相。”南京大学教育管理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桑新民提出，我国的教育欠缺“中国智慧”。“中国教育要想争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有自己的精、气、神———即教育理想、教育价值观、教师独立人格以及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桑新民认为，要把这一系列的教育精、气、神转化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的社会心态，在返璞归真中找回中华教育之魂，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教育制度，并能成为未来我国社会政策体制的有效保障。中国十年教育改革越改越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教育改革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中国十年教育改革越改越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早前我国应试教育考试的争议很大，于是，从1998年起，我国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取消了很多应试考试，比如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变成了电脑派位。但在国内不少大城市里，电脑派位竟变成了走后门的“园地”，所谓的素质教育变成了学校考查学生奥数多少分、钢琴多少级的状况。雷颐说，每年到了小升初考试阶段，小学生报考中学的履历及各种证书之厚远远超过了成年人的求职履历。“学生是越来越累、负担越来越重。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素质教育竟加剧了中国教育的不公。试想把素质教育都理解成钢琴多少级、奥数多少分，穷人家的孩子哪有这些能力哪来钱学这些呢？在穷人家的孩子看来，好好读书就是唯一的出路，但当他们考了个好分数了，社会又有多少人视他们是有素质的？”“面对这些改革带来的弊病，倒是感觉考试还更合理。”雷颐感叹。“公校”“民校”定位搞反了“根据当前我国民办教育的办校状况，要放开社会力量办学还存在一定困惑。”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我国民办教育地位很是尴尬：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办学校为民众提供公平受教育机会，私立学校是为富人提供优质教育；而在中国，私立学校却只是公立学校外的额外配置方式，上不了公办学校的外来工子女才无奈报读。“两类学校定位完全搞反了！”信力建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理应就是国家出资，为国民尤其是低下阶层、弱势群体子弟提供生活、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持。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办名校，投入大量经费给有钱人家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上民办学校，公平何在？“广州目前就有300多所外来工子弟学校，这些都是私立学校，而学校里面的学生基本就是农民工、外来工子弟。”“这样的民办教育状况极富‘中国特色’！”信力建无奈地笑笑。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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