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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新桥-高考“状元”是不是人才？出了高考“状元”的学校是不是教育质量高？不懂英语是不是人才？不懂英语能成为世界顶尖科学人才吗？……按照中国时下的人才观、教育质量观，高考“状元”无疑是人才，能教出高考“状元”，就理所当然地说明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教师的教育质量高。连高校也因“状元”报考或录取状元代表了学校教育质量高，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近几年，各重点大学不惜重金争抢“状元”的新闻连篇累牍，连香港知名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也仗着财大气粗且有与欧洲高等教育接轨的优势加入到抢“状元”的竞争中来。看一则高校录取各地“状元”的新闻：2009年7月28日《京华时报》报道（注1）：清华大学2009年录取全国一半高考状元昨天，清华大学结束高招录取工作，清华大学约八成省份的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居全国高校之首。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理科状元30余人，文科状元12人，是全部状元总数的一半。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理科前10名考生中，有210余人被清华录取。清华大学约八成省份的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居全国高校之首。另外，清华大学今年300余人的文科招生规模共录取了50余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科前10名。清华大学约七成省份的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而发达国家又是怎么看待状元的呢？读读下面的故事：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显然，像牛津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与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我国名校所持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是根本不同的。而这两种不同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会导致什么不同呢？听听我国专家学者的说法：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钱老的感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深有同感，他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中外教育思想作了一些比较和思考：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教育者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我国培养的博士有一半被选拔做了行政工作……这背后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极大误区：大家以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 朱清时说，有时候知识多可能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科学史发现，一个人创新能力最强时，往往是年轻时，那时知识并不多。 在朱清时看来，好奇心、想象力这些对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在上小学时，这些能力就慢慢被扼杀了，学生们都被逼着去背课本、背老师讲的答案。 （注2）说到这里，对于“高考状元是优秀人才”、“出了高考状元的学校就是教育质量高的学校”等说法，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质疑了？也许有人会说，高考状元不一定能成长为人才，但不懂英语绝对不能成为科学人才！再看一则故事：2008年日本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益川敏英，之前从没出过国，连护照都未办过，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被称为“土包子学者”。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从小文科成绩就不好，在班上平均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在日本不懂英语的人却成为了世界顶尖科学人才！而我们对英语是什么态度呢？看一则关于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旧闻：陈丹青在教学实践中，始终无法认同现行高等教育制度，尤其不能容忍在研究生、博士生的录取标准中，政治与外语分数优先专业成绩，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长达4年，陈丹青没有招到一名硕士生。随后，陈丹青向清华大学提出辞职。（注3）想想，我们的教育体制、用人体制对几乎用不上英语的美术人才尚且如此，对其他方面的人才在英语方面的要求只会更加苛刻。钱老的感概已过去4年，我国主流的教育质量观、人才观以及背后的教育体制、用人体制还未见有些许变化，更遑论根本的变革：每年面对高考“状元”，我们的社会还在热炒，我们的学校还在津津乐道，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在重金嘉奖；每年面对考研和职称申报中的“英语”，我们还在顶礼膜拜。4年了，我们的基础教育依然通过传统的“死补恶练”（死补课、恶做练习）、“死记硬背”的方式紧盯着“升学率”；4年了，又多了一、两千万大学毕业生，仅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就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但我们依然没有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4年了，中国的在读博士生的数量超过美国博士，但是我国作为世界主要国家创新型排名仍然在50名开外徘徊，诺贝尔奖依然是遥远的梦……四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但我们不能再等一个4年，两个4年……N个4年，因为教育和人才观、教育质量观关乎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的素质，而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基本单元就是一个个人。我们寄希望于正在制定的未来12年中国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通过深化改革，重新确立能促进或加快中国发展的崭新的人才观、教育质量观，以此引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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