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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办学过程，总有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能及的事情。其中一样困扰了我很久：如何找到一批教师，具备起码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既能配合信孚的发展，又称得上独立的知识群体，具有教育理想和情怀？虽然每年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师范教师以十万计，每年从内地涌到沿海的老师成千上万，但是，对教育教学人才的需求总是让我们处于一种饥渴状态。早期这个问题是没有的。早期办成人培训，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大学的老师希望到社会上兼职，或者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氛围，所以基本不缺人用。但96年进入基础教育领域，这个问题就变得日趋严重。严格地说，从普通师范院校毕业的基本上还是学生，知识面和其它素养都不足以承担教师的职业发展。内部培训只能强化教师的业务规范，在提高教师的职业化水平方面产生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而信孚也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把教师都送出去培训。2000年后，几次偶然的机缘，让我们找到一种方式。从此不可收拾。打开了一扇窗口即使在草创和粗放期，信孚的教师培训也是组织得非常频繁的。我们将行业内比较有影响的人物请来，为老师们讲述各式各样教育教学领域的话题。这些内容没有系统设计，逮着就上，对大多数一线教师来说，未免有些老生常谈，他们也就囫囵吞枣。我们请过北师大的王善迈教授，还有本地的周国贤厅长，市教育局华同旭先生及民办教育委员会的几位老前辈。2001年年底，信孚首度尝试涉足行业宏观问题探讨，与一家中央媒体的广东记者站合作举办了一场“新世纪中国民办教育发展走向及制约因素研讨会”，请来了一些同行同业，有来自外地的教育研究专家，有官员，也有办学人，会上有争论，也有建议。讨论的都是老师们前所未闻的话题，他们听呆了。从那时起，好象培训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技巧、方法和思路或者教师修养。它已经长出了一对翅膀，急不可耐地想去寻找一扇窗口，感受世界的博大。02年初我们认识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人大的郑杭生教授。十月的广州炎热，在一所小学的普通课室，郑教授对着一群中小学教师挥汗如雨地做了个讲座，是他多年社会学研究的心得，内容是中国社会层级的特征以身份划分。当年年底校庆，我们又迎来了三位贵宾，为我们共同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会，三位贵宾是：《南风窗》主编秦朔先生，当时还在华东师大的人文学者夏中义先生，中国青年报的陆小娅女士。报告会有个相对宏大的名字叫“现代教育与人文精神”。当时，1500名老师和家长，还有许多的初中生坐在一起，认真聆听从三个不同角度谈论人文与教育的讲座。反映还是相当热烈地。车如流水马如龙2003年，信孚各式讲座的面更广了，主题和内容也变得多样和多元。几所学校都为学生开设了系列社会讲座。例如，曾经请过一位华东师大的教授专门评点金庸小说；请过大学义工团体的推动者讲志愿者服务；请过南方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引发学生追星狂潮；还有青春期的心理辅导，民乐大师优美表演现场收徒，等等。很多从外地专程请来，还有一骂成名的人大顾海兵教授，当时的新快报总经理谢阳军，美国留学博士黄全愈，还有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项目专员，香港来的多元智能培训专家……很多都是专程从外地请来，可谓不惜工本。2004年初，我们接待了茅于轼先生。认识茅于轼先生是因为天则所，而认识天则所……是因为参加了一次教育论坛。在北京百无聊赖之际，忽然想到他老人家或许愿意接待我，于是主动联系，兴冲冲跑去人家家里。谁会对一个陌生人毫无戒心？相比之下，他的诚恳坦率干净整洁让不修边幅且抱着企图而来的我汗颜。我就象对家中的长辈一样，絮絮叨叨地讲起办学的麻烦、苦恼，我所理解的教育，我的理想。茅老似乎什么都能懂。他来到广州，一见到我就说：这次我专程应约来拜访你们，三天。这三天里，茅老给讲了两次，一次对老师，主题是“为什么要提倡经济学启蒙”，一次安排在广州图书馆，对普通的市民分析国家经济现状，实际上就是在做经济学启蒙。效果很好。除了几大报社推出“茅于轼携手信孚进军教材市场”等大幅报道，还做了些其它专访，比如他的小额贷款实验。虽然是私人拜访，茅老却也不拒绝媒体采访，因为他知道声音要通过宣传才能让更多人听到。老人家的智慧和胸襟，至今想起，仍令我感佩不已。这一年我们开办了信孚文化论坛，论坛专门为教师开拓视野、接触社会而设。一开讲便请到了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暨大法学院的徐教授讲宪政，然后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杨春南社会讲易经，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先生讲台海关系，艾晓明、胡杰老师通过影视作品彰显的人权文化，龙应台先生于年底到来，讲大学生的修养以及选择决定价值，为这段论坛带来一次高潮。信孚文化论坛依靠强有力的幕后策划，话题和人物、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渐渐引起了当时还不太热衷组织这类活动的媒体的关注。首先找上门的是《看世界》杂志，论坛经这个杂志社的引介，辗转广东人文学会、图书馆、报社数个载体之后，渐渐成型，越来越有影响，最终成为现在每周一期的“岭南大讲坛”。这一年，国家督学陶西平先生两度来到信孚，成为信孚最小学生的最大来头的班主任，读者总编彭长城先生也莅临演讲。值得一提的是在康乐中学新校舍举办的“中国教育改革方向报告会”，不光有朱永新、吴华等享有盛誉的教育界人士，也有何东平，宋言荣等媒体人士，还有胡孚琛，曌广研究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名人雅士，以及知名硬笔书法家庞中华，这些人分了四个会场，分头与信孚的数百名教师当面交流。泽德等校也开展了一些新教育实验，邀请专家教授往来指导。这一年，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往来宾客皆从容。车水马龙中，信孚渐渐找到了自身的文化坐标。论坛、讲座与嘉宾汪丁丁教授是信孚来往的人当中最博学的一位，是学者当中的学者。05年他来到信孚时，已经分别在北大、激励建立了跨学科学术研究中心，每年的时间要掰成两块，在两个城市轮流工作、居住。几次碰面与小谈后，他终于抽出一个空档路过广州，趁机小住了几天。接近一周的时间里，除了游山玩水，聊天喝茶，与我们的老师座谈过两次，还应王则柯教授邀请在中大岭南学院做了一次讲座。据王教授说安排得匆忙，又是周末，只在校内网上发了个简讯，讲坛就坐得满满的，可见汪教授的影响力惊人。印象最深的是后半段，有几个提问只是一个或者两个简单的词，汪教授也能明白给出提问者想要的答案。我好事地请他对浙大、北大和中大的学生素质作个比较，他解说三地距离还是有的，毕竟优秀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汪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耕读之家”，是一种符合自然、又有文化追求的状态。他不坐飞机只坐火车，不愿意接受我送他小车代步，不愿意让医生动他的牙，只是爱喝好茶，聊天的时候最放松。他以贵族的姿态过着最有质量的低碳生活。很久不见，不知安好否？听说他已经离开北大，去了东北师大。那是一所几乎被遗忘的百年名校，或许他希望在那里找回中国的人文与学术传统？龙应台女士经常来广州，真正和信孚有关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应论坛之邀讲“如果我是中国大学生”；一次是冰点事件刚过，余波未平，几位引发轩然大波的人却纠齐了同游桂林逍遥去也。适逢母亲节，我在漓江边上拣起一块美丽的石头，送给这位值得尊敬的文化斗士。她也是一位母亲。信孚延请的这些外来的人物，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如那位全国最大销量杂志的主编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遗憾。还有传统文化与礼仪教育，几位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人士住了半年之久，内容始终停留在打拱作揖的层面。这与我们自身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缺乏准确的定位也有关系。这个事情带来的认识是，文化选择应该是自由的。无论什么样的主张和推广手段，莫如提供尽量多的文化选择，更能产生深入的影响。2006年，第一次与天则研究所合作举办教育主题以外的活动。首先是武夷论道，接下来就是从化儒教会议，第三次，论坛地址移至北京西山。三次论坛都有一共同点，即探讨宗教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只重心和角度略有不同。左或者右，新或者旧，色彩奇异内容庞杂，在信孚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痕迹。2007年，信孚公益论坛在北京揭开序幕。2008年，我们重新开设了信孚人文与社会系列论坛。从市民论坛开始，后来与广东人文学会商量以它的名义合办，更名“中道论坛“，观点新税，平台半开放，规模小型，隐隐与岭南文化讲坛呼应。中道在2008年共举办了四十余期，期间来往过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学界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已经无法一一枚举。人看风景，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越往后，举办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论坛或者公开活动，已经越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来过信孚的人都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越往后朋友就越多。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们的思想留下来，把他们的观点留下来，与我们的实践相呼应，甚至影响社会。总会有影响，总会留下许多东西。所以形式不重要，参与的人数或者面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留下印记，让他们的观点思想产生联动，引发回响；最美妙的，是正经事完成后，一群志同道合者聚首畅谈。那可真是酬酢往来，人生一大享受。很高兴做了这些事，让人觉得这几年过得不枉亦不虚。尤其是最近两年，那些原本只出现在高端媒体和学术杂志的思想家、文化学者，越来越频繁地走上各大公共论坛的讲台，进入普通市民与学生的视野，思想观点与他们直接碰撞。相信这样的活动，对学者自身是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的过程，对公众更是启蒙与表达的机会。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平台，让不同的思想观点尽情碰撞，迸发出激越灿烂的火花，只要认真去听，去找，去学习，每个人视野与平台都会扩大，每个人都有机会形成自身的思想和观点，不同的人在交流中会尽量形成共识。每个人都有机会从中获益。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课堂上进行的只是很浅层的一小部分，所有的知识、文化、思想、观念的传递都是教育，所有的人都是主体，也是客体。有时人生就是这样，就象无心插柳长成的树林，也许最初就是源于你无意中抛下的树枝。而现在，已经不需要继续为它操心，只需要和大家一起欣赏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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