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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教育人博客首页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学究竟是什么？”的讨论话题。当时我很想写文，只是炎症严重，天天跑医院看病、吊针，定不下心来，文章终于没有写成，但脑子里始终装着这个问题。“大学究竟是什么？”是在问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的地方？也就是在问我们，大学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教育改革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成，我认为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只有把办大学的理念弄清楚了，大学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倘若办大学的理念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的，那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特色大学只能是落空。为了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特色大学的步伐，年轻人都很着急，当然这是爱国心切的表现。但如果我们不冷静下来，好好回顾和总结一下过去的失败教训，没有寻找到正确的理念为引导，那我们只能是盲目地改，结果改来改去，老是走弯路。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前的这十七年（1949~1965），也就是文革前，我们大学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在我读书的时候(1964~68年)，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告诉我们，大学是“传授知识”的神圣地方，在政治第一的口号下，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我们学生则把大学看成是“学习和接受”知识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不懂得也不考虑去进行研究。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大学理念肯定是片面的。因为大学是国家中知识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只搞传授知识，不搞发展知识、创造知识，那么在什么样的地方搞发展和创造知识呢？知识是要老化的，一定要有新知识来代替的，没有研究、创造，产生不出新知识。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把大学当做“传授知识”的地方的这种大学理念，是受十九世纪（一八五二）的牛津学者纽曼的《大学的理念》的影响。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地方。他以为大学的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的大学理念为大学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我们教育界的先辈们受这种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把大学看成是教学的机构，传授知识的地方。在这种当时已经落伍了的教育理念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会接受知识，不会创新知识。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只会学习，不会研究。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老师们的这一代，多少年来，大多数人不会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论文，没有论文，学术上就没有一席之地。研究是教师最起码的一项工作，大学里的教师连最起码的都没做到，怎么能奢谈“世界一流”？文革期间（1966~1976），大学内外以各种形式批判文革前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教育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所以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一次教育大改革。当时教育改革的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再到分配，彻头彻尾地改，翻天覆地改。但遗憾的是又以错误的大学理念为指引，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上面发下来的学习资料上写着对大学的诠释：“什么是大学？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在这样一种“大家都来学”的大学的理念引导下，于是学校拆掉“围墙”，敞开大门，搞“开门办学”。招生中忽视了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课堂内学科知识无法正常传授，考试时大多以开卷形式，一般都能通过。那段时间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大多数教师都不搞科研，何况学生。一个错误的理念，指导了一场大的教育改革，结果害的不光是一代人，在今天的教育中也还能找到它的危害。中国是大学的起源之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对世界是有影响的。日本著名人士池田大作先生曾经在北大演讲《教育之道、文化之桥》中说过“无须赘言，日本的教育思想等全部文化都蒙受了贵国的大恩，我们应如何报答这种恩泽呢？”较之我们的先人，我们是惭愧的。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对国家没有带来任何进步。当时绝大多数的教师对此是反对的，我那时候也寻找过各种书籍，想了解到底什么是大学？但在封闭的社会里怎么能找到答案呢？直到两年前我才知道，其实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就在这个年代已经在上海的科学会堂做过《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的演讲，给大陆介绍了国外的大学理念，但遗憾的不知多少人有资格听过这个演讲？又有多少人将这个演讲中的不同时期、不同大学的各种理念，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过对比和分析，找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答案。文革中毕业的5届学生（称老五届），文革中招收的5届学生（称工农兵学员）总共10届学生，前后十几年在片面的或者错误的大学理念的引导下求学、做学问，能做成多少好学问？当然，报纸、媒体也报道过这段时期中的成功者，那仅仅是极少数人，要看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如何。那些理念下的教育，其危害难道仅仅是出现了所谓的断层？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应该好好反思我们大学的教育理念吗？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博德、阿尔托夫等人又提出了以大学为“研究中心”的理念。他们提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要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里至少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理念是把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发展”知识、“创造”知识的地方，而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这种注重研究的大学理念似乎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那么地重视过研究，这就是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创新科技人才的原因。这是由来已久的教育的病根，就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恐怕也是如此。朱自清的《旅行杂记》中记载下来的一次教育界的学术年会，实则是一个闹剧，根本没有什么学术研究，也没有学术研究的气氛，分组会议简直像是开了一个无聊的玩笑。我想，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是没有研究的，所以蔡元培先生要去整顿北京大学，引进德国的这种大学理念。蔡先生进北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研究所，把它作为教师、留校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现在回顾我执教的那些岁月，基本上都是政治为重，教学为重，教师很难从事“创造性的学问”。 改革开放后，有了对外交流，我们的大学理念也发生了变化，既重教学，也重科研，还重科技服务。这种大学理念像是以美国的大学为模式的理念。美国的先进大学，一方面继承德国大学重研究的传统，一方面也继承英国大学重教学的传统。但美国的大学已经超越了德国和英国的模式，发展成美国自己的模式。现在，我们的大学也像美国大学一样，规模越来越大，大学下面也有学院，也有很多研究中心，大学除了教学、研究外，还有对外咨询与国外的合作科研等等。从机构形式上，我们是学得满像了，但办学理念不一定就学到了。理念需要实践，实践需要行动，行动需要思想。美国是民主、平等的思想，而我们呢，虽然也讲民主、平等，但封建专制思想依然在起作用，妨碍着正常的大学运行、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学生人格的铸造等各个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靠中国特色搞上去了，我们的教育不能光是靠模仿外国，也要靠中国特色搞上去。我想我们是否应该来考虑中国特色的大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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