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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科学大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驾鹤西去，临行前发表了一篇笔者称之为“拷问中国教育”的讲话，曰“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可算是一笔精神遗产，弥足珍贵。
尽管有人对钱老生前的某些行为有所非议，尽管钱老在大跃进时确实从“科学”的角度写过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无完人，钱老作为科学家及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他生前的瑕疵也是不能与文革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永远铭记钱学森等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为中国向科学进军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可以视为钱学森“遗言”的《钱学森最后的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拷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钱学森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当把钱老的这一“拷问”视为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言、箴言”，钱老此番真言及其产生的效应自然与他半个世纪前曾写过的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不论什么话，关键是看谁说了这话——学术平等、实事求是的科学求实精神哪里去了？
钱老的“遗言”无疑很是中肯，言真意切，也颇到位。但实话实说，笔者作为教育圈内人，对此又实在不觉得有何石破惊天之处——因为此类呼吁、论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绵延不断多了去了，从学者、专家乃至教育行政官员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论文。上网随便搜索一下，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无论是有些名气的或名不见经传的，更不用说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关于创造教育的系列论述。
不知国外如何，反正笔者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同样一句话，出自普通人之口，就如同13亿人中有个人放了个屁一样，无声无息，稍纵即逝；而如果出自名人之口，那就十有八九会成为不得的“名言”；同样一件事，老百姓呼吁多年毫无用处，一旦某位大人物过问，马上就会有所反应、有所动作，可谓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关注说话人的地位、身份往往胜过关注所说的内容本身，对于思想言论的取舍大多取决于发布这些思想言论者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思想言论的本身。在中国，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恰恰表现出我国思想及学术平等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缺失，难道不是吗？这难道不也值得“拷问”一下吗？
对钱老的“遗言”，中央高层领导发表言说，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新闻周刊播出专题评论节目长达21分钟，于是，中国教育界再掀“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改革的旋风——是否热闹一阵又重新归于既往这也难说——这不，笔者现在似乎确实不大看到再有人提起这些了。然而，对“钱学森拷问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现象，笔者不禁也有如下“拷问”——
● “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一类质问早已有之，呼吁、论述汗牛充栋，何以今日才引起重视？
稍稍举例：早在2000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郭扶庚的文章,谈的就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问题（笔者并不知作者为何人）；2002年，国家副总督学王文湛撰文《更新教育观念与培养创新精神》；2006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大学应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中外大学校长的一致呼声，仅举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就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大学缺失的是什么？他还结合专业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好了，真的是举不胜举。但与“钱学森对教育之拷问”不同的是，这些呼吁和论述——包括中外大学校长这样高规格的论坛言论，也似乎并未如钱学森谈话这样引起中央领导或曰最高层领导与之相应的指示、讲话，自然也没有全社会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是否曾经为那些呼唤创新教育的活动、言论做过正儿八经的专题节目，暂时还无从考查。何故？真的因人立言？
● 中国人、中国大学的创新精神是怎么丢失的？
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精神。但是，这一宝贵精神丢失了。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丢失的——知道怎么丢失的才能知道怎么把它再找回来。
1.封建专制扼杀创新精神——说创新精神的丢失,何止是大学呢？应该是从幼儿教育开始就消失了。钱老谈话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一句倒是有点像点睛之笔的。创新需要的环境是人身、思想、学术的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中国封建社会有吗？君臣父子的等级是能够越雷池一步的吗？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吗？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从走在世界前列而变为大大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以至于解放初“我们只能造出桌椅、茶杯等生活日用品”（毛泽东语大意）。春秋、战国时期为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为何出现了老子、孔子等至今名扬海内外的思想家、哲人？民国初年为何出现了一批如蔡元培、鲁迅、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等历史上堪称富有建树的教育家、思想家、学者？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时代虽然战乱频发，社会动荡、分化，但恰恰又是中国意识形态大一统禁锢尚未形成之时，思想的自由、创造的自由这些“创新的土壤”尚在。
2. 长期政治上的压制形成了“听话”教育的社会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50年代初有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钱学森等这样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学成归国，奠定了我国科学发展最珍贵的人才的基础。但很快知识分子刚刚活跃的思维和积极性就被“反右运动”的开展横扫得荡然无存，55万“右派”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也可以说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性”断语使他们万马齐喑，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而是“改造”——洗脑式的“思想改造”。如果不是主管科学院的张劲夫力主给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参加整风、鸣放和反右运动，以确保科研攻关的继续，保护了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而即便如此，文革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曾经有过怎样的干扰以致生生让日本抢在我国之前一年发射,这些现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可观看央视视频《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
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禁锢和压制导致创新精神荡然无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时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更使创新精神扼杀到极点，林彪提出“中国有八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八亿人只须一个脑袋思考就够了,还谈什么“创新”？专家、学者前必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定性语，他们除了不断否定自己作践自己，积极表现接受“世界观的改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敢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创新”？……政治运动几乎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于是“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分手时的叮嘱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民主与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顺民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点，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种“几项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极其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就是对中国官本位文化和现实的生动写照。笔者多次帮别人写过工作或经验总结，口授的第一条经验一般都是“领导重视”。在官本位的现实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些“创新”所必须的环境元素是无立足之地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更加难以生存了——可“创新”恰恰就是与众不同的“新、异”。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 锻造中华民族创新精神：首要任务和必由之路
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改变钱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担忧的现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在宏观上就教育论教育往往必陷入误区——除了文化因素、政治体制因素，还有诸如：教育异化问题(教育经济主义、教育功利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在上述弊端存在的情况下应试教育僵而不死的问题、官本位和迷信、屈从权威问题等等，本文也无法包容对诸多问题的阐释。
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应当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民主意识，在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于此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达到强化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目的，并使学术民主、学术平等的争鸣得到自由和尊重并成为常态，使鼓励个人创造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义失去市场。
在此基础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锻造——除此，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途径吗？
而在大环境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一个民族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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