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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评论研究所 浙江金华 321004） 内容摘要：建国6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办学规模明显扩大，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质量稳步提高，不仅在规模、条件、实力、质量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60年来，高等教育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共进步，经历了学习苏联、“革命化”、面向世界、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五个发展时期。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建国60年；发展回顾 作者简介：刘尧，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 所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评论学、高等教育学、教育评价学和社区教育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高等教育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共进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办学规模明显扩大，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质量稳步提高，不仅在规模、条件、实力、质量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推进了高等教育公平。统计显示，60年来，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尽管这期间出了一些问题，走了一些弯路，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发展、进步、完善的过程。无论从“文革”前的“政治化”取向，还是“文革”后的“经济化”取向，直到到今天的“科学化”取向，高等教育思想始终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把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辩证统一取来，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即身心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人。6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学习苏联、“革命化”、面向世界、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五个发展时期。 一、学习苏联时期（1949年至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高等教育发展以苏联为榜样，接受和学习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专门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建立专门学院。1949年月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 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高等学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2]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3]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到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等教育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从此，我国高等教育纳入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的模式。基本特点就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农机学院、坦克系、发动机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院系调整后，培养专门人才的能力和效率大为提高，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4] 二、“革命化”时期（1957年至1977年）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5]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既批判了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教条主义”，也批判了教育部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6]1958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7]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全国高等学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8]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得到了提高。 1966年“文革”开始，废除高考，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各条战线高级专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况。“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在教育革命思想指导下，实行开门办学，取消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制，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为指导，创办了一些以培养技术工人、技术农民为主的大学。[9]1968年，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10]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根据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办起了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随后各地陆续办起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招生的“七•二一”大学。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根据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又办起了一批“五•七”大学。到1976年，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共有“五•七”大学(包共产主义劳动大学)7449所。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 三、面向世界时期（1977年到1990年）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力主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我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和调整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高等教育停滞的局面，高等学校恢复办学并不断改革。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1977年5月，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1978年，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并首次向美国派送留学生。1978年，恢复职称制度。1977-1978年，恢复“文革”期间被撤销的西南政法学院等一批大学，至1978年底，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1978年2月，恢复“文革”前确定的60所重点高等学校，并新增28所。1978年召开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高等学校的地位、作用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巩固，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我国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11]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在1983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守纪律。”到1985年，正式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培养“四有人才”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教育口号。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式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四有”和“三个面向”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12]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一致的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否定和替代了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 四、跨越式发展时期（1990年到2003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追求发展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呈现跨越式发展。我国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江泽民认为，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我国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教育要承担起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的任务，必须通过教育创新，实现我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急需大量人才，而高等教育规模较小，高等学校数量不多，人民群众渴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强烈，形成了两对矛盾。供需紧张，导致高等教育人才的选拔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高考制度活力伤逝，改革迫在眉睫。淡化精英教育，体现大众化、贫民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对现有的教育制度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泽民借鉴我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13]同时，江泽民紧密结合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适时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211”“985”工程和高校合并，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 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教育由“上层建筑”被重新定义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纳入了国民经济的分析框架。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4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l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4]1998年，“科教兴国”被正式确定为“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实施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重要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15] 五、科学发展时期（2003年到现在） 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决策，“优先发展教育”成为改善民生之首。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内涵作了明确的阐述。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又一次强调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技创新需要人才，社会进步需要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培育创新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2006年起，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高等学校招生数量的增长率控制为5%，将高等教育纳入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科学发展轨道。2006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文件，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等家庭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2007年秋季起，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以吸引、鼓励更多优秀学生从事教师工作。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强调，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是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方面。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统计显示，[16]目前我国总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超过8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至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达2263所，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为2907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继2002年突破15%进入大众化阶段后，2008年达到23.3%；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占据世界的份额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46提高至目前的1/7，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伴随着投资巨大的“211”、“985”工程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的距离正在拉近。 参考文献 [1]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Z],1953.14 [2][5][15]田正平.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5,6,17 [3]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6 [4][8]杨东平.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征[DB/OL].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470，2007-09-04 [6][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1,369 [9]葛玻.邓小平与江泽民的教育思想之比较[J].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81-83 [10]毛札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223 [11][12][14]杨东平.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DB/OL].人民网，2008-10-08 [13]宋纯伟.深刻理解“创建一流大学”理论的丰富内涵[DB/OL]http://blog.gmw.cn/u/5818/archives/2005/10048.html,2005-12-12 [16]丰捷.60年波澜壮阔:教育奠基中国[N].光明日报,2009.9.1(1) 本文发表于《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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