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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书 民
郑永年老师2009年12月15日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就目前《中国社会暴力蔓延极其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对社会暴力蔓延的三种形态做了陈述。笔者不仅同意郑老师的观点,而且更担忧未来会有更多难以吞咽的“苦酒”在等待后人。因为,我们有部分官员们正在凭借着公权力,利用尚不健全的体制和制度,继续用自己的劣等行为为自己,也为后人酿造更多、更新的“苦酒”。
君不见《人民网》2009年11月27日有消息称:“我国近三年打掉1.3万个涉黑团伙”。多可怕的数字!这不像歌功颂德,在愚者看来却是暗示和揶揄。还有多少没有被挖出的黑恶势力,正在危害百姓和腐蚀着我们的政权肌体。
这里的“苦酒”不仅是官僚和铜臭纵容下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同时还包括以下十三类潜在的社会危机,尤以前六种为急。
首先是腐败问题。权力者们敛财无度,行业腐败,这些一旦突破民众的承受底线,将会威胁到执政党的政权。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历代历朝的灭亡,那个不是因为腐败蔓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被首肯的就是腐败,占受访人数的82.3%,以至于人们大声疾呼:腐败为何越反越腐、越败、越烂?中国到底怎么了?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政府自己反腐能力的深思、怀疑、感悟。
其次是分配不公。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认识,一是人们本应“生而平等”,但却被人为的(制度)分成了若干个等级,这若干个等级导致人们从一开始就端的不是一个质量的饭碗,端“金饭碗”的和端“泥饭碗”、“竹饭碗”(中国目前“十大饭碗”见笔者博文《悲哀能否减少》)的具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这就是第二个认识层面。这两种不公的现象,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都会产生人心向背、社会动荡,政权的合法性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讲“国富民强”,而现在是这样吗?不少学者说是“国富民穷”,如果要再准确点说,不仅是“国富民穷”,更是“官富民穷”。国家如果再不痛下决心实质性地扭转这种趋势,人们的“仇富心理”又会发展到“劫富济贫”(暴力犯罪)或者“学富致富”(模拟不法手段致富。当然,向合法的致富方法学习应该大力倡导),继而“灭富济贫”,或者“灭富自济”的地步(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新鲜)。
再次是诚信危机。人人都在喊诚信,可谁对谁相信呢?不管是婚姻信用,还是产品信用;不管是金融信用,还是交际信用;不管是政府信用,还是赡养信用;不管是教育信用,还是贸易信用,等等,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最大的信用危机,莫过于“人事信用交易”的危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信用建设关键之关键。笔者曾在“构建人事信用交易体系,促进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博文中进行了简单阐述。但目前的信用状况已经不是简单的用传统文化道德能保障信用兑现的问题了,必须要付诸于制度的保证。
第四是新、老“三农”问题。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曾经自以为是的说道:谁要控制了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谁就会统领中国。但毛主席却以他特有的战略思维方法说:谁解决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问题,谁将能领导中国。可见中国农民问题意义之深远,文笔难达。如今依然如此。国家几经努力,“旧三农”问题虽然得到了部分解决,但依然是积重难返。不仅如此,“新三农”——不具有城镇户口的产业工人、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和远离城镇的农民问题又摆在了政府面前,像一杯杯“苦酒”难以吞咽。如果不通盘考虑解决的战略和现实方案,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依然不同心协力,部分官员继续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积羽沉舟之险随时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庞大的低收入的善良群体,也是需要提高生存质量和真诚关爱的群体,更是容易激动的群体。这就是辩证法!近几年,起初暴发于他们中间的维权事件,因为部分官员们的腐败和官僚行为,最终酿成群体事件、泄愤事件、社会敌意事件接连不断(贵州的翁安事件,云南的警民纠纷,广东陆丰的“百万金币征清官”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等),就是活生生的教材。
第五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全国目前尚有两亿左右户口依旧在农村的产业工人的5800多万“留守儿童”得不到良好教育。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推论,按照中国16亿亩(有18亿亩红线说法)可耕种土地计算,随着科技化的发展,仅仅需要6000万农业工人。那么,再按照我国目前公认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计算,30年后城市化将会达到85%,这就意味着还有4.5亿(其实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的“健康”农业人口会继续向城镇流动,同时还意味会产生大约2.4亿左右的“留守儿童”。如此下去,恐怕要不了20年,这些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很有可能变成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重磅定时炸弹”。
所以,对“留守儿童”倾注的关爱,不仅仅是国家对人权的释放,更重要的是减少未来社会矛盾、稳定政权基础、提高我国人口质量的战略措施。
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他们的父辈身上,只要给其父辈们以平等的市民待遇和还他们以“产业工人”的名分——平等的法律地位即可(因为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六是“大学生村官”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在“应给予‘大学生村官’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博文中作了阐述,这里要再说明的是,如果国家现在还不把“大学生村官”纳入国家公职人员的队伍管理(必须重申,他们是经国家正规程序招考进来,并代表国家履行公职的“村官”,他们的能力并不比那些依靠“新世袭制度”而端起“金饭碗”、“银饭碗”的人的能力差,而他们捧的却是“泥饭碗”,随时都会干裂,或者化为泥水而流失),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就业矛盾,一味鼓励他们像沈浩一样拼命工作(安徽财政厅下派到凤阳县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2009年11月累死在工作岗位),不解决其后顾之忧,势必给后人(后任领导集团和“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又留下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和遗憾。虽然国家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仅仅14年,但其中的问题已经露出端倪。对他们尴尬的地位、毫无实际意义的嘘寒问暖(有些所谓的“关爱”,不过是某些人为自己迁升的做秀),只会使他们逐渐寒心……千万不可低估他们在众多的弱势群体中的舆论作用和对未来的作用。
此外,还有七类社会问题不容懈怠,诸如干群冲突、漫天房价和低收入的矛盾、民主政治的改革低于平民预期、平民未富先衰、大学生就业更难、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危机,等等,这些社会问题都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潜在的重大危机,随时都会像“金融海啸”一旦时机成熟(如因某个不会“念经”反而贪得无厌的“和尚”自身的原因引发)就会在某地爆发一样。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引起“连锁海啸”!眼下的“经济危机”、“地球危机”不就是前人在无知与贪婪中自酿的留给我们后人来喝的两桶“苦酒”吗?
笔者无意抹煞中华民族复兴途中的伟大业绩(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总能催人奋进。平民的精神世界一旦得到开发,便会创造出奇迹,“长征精神”就是典例),但歌功颂德的事情别人已经抢做的很多很多了,在此仅列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危机现象,以示引起某些只食“供奉”不做事的“主持”们良知的重现,尽早排解“定时炸弹”,不留后患,不给人们留下不敬之辞!不给后人酿制无法吞咽的“苦酒”!物理网(gaozhongwuli.com)
但愿鄙人在09年末的担心是杞人忧天,永远过于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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