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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12月11日，是钱学森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许多人再次议起“钱学森之问”。此前，教育部曾就“钱学森之问”作出回应，称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表示下一步会把“杰出人才的培养”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
理想主义是大学的精神基础
纵观大学发展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的理念和教育模式，在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蕴含着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功利性”。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以此来看当今中国的大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之势：我们的大学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地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也因此，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偏重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的自由研究重视不够；重工程技术的发展，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
其后果，就是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许多大学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人，因此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无心“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一些大学文化积淀、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中国大学如何重建理想主义
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第一，尊重学术自身价值，心无旁骛地“求真”。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驱动的，是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梁启超先生强调“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蔡元培先生主张学者“当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知识传承与创新为宗旨，并以此教育学生。大学首先必须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以自身逻辑为标准的知识。知识的价值首先在于知识本身，在于知识给人们展示了客观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规则与联系，而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知识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使用价值”；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
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志业”。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把求真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因此，大学的学者要认清自己“学者的使命”，将献身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媚俗、不失格、不偏移，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惑，以学术为“志业”。吴宓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中说：“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如今的大学学者恰恰需要这种“志业”精神。
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的首要问题。大学奉行理想主义，最终要以培养出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来体现。陶行知先生曾明确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培养的“真人”，就是与“求名趋利”的伪君子和以假为真、以假乱真的“伪知识阶级”相对立的人，是勇于追求“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的人，说真话、办真事、求真知、献真情、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大学要努力以真知去引领学生，以真情去感染学生，以真善去熏陶学生，以真爱去感召学生，全心全意培育“真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咨询顾问组首批顾问)
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上周五，是钱学森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许多人再次议起“钱学森之问”。此前，教育部曾就“钱学森之问”作出回应，称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表示下一步会把“杰出人才的培养”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面“钱学森之问”，很有必要反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究竟何为安身立命之本？
理想主义是大学的精神基础
纵观大学发展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的理念和教育模式，在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蕴含着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功利性”。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以此来看当今中国的大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之势：我们的大学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地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也因此，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偏重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的自由研究重视不够；重工程技术的发展，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
其后果，就是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许多大学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人，因此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无心“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一些大学文化积淀、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物理网（gaozhongwuli.com）
中国大学如何重建理想主义
尊重大学的本源、反对功利主义取向，中国的大学要有自省意识，对现状作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培养“非功利性”的理想主义，把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第一，尊重学术自身价值，心无旁骛地“求真”。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驱动的，是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梁启超先生强调“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蔡元培先生主张学者“当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知识传承与创新为宗旨，并以此教育学生。大学首先必须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以自身逻辑为标准的知识。知识的价值首先在于知识本身，在于知识给人们展示了客观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规则与联系，而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知识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使用价值”；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
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志业”。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把求真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因此，大学的学者要认清自己“学者的使命”，将献身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媚俗、不失格、不偏移，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惑，以学术为“志业”。吴宓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中说：“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如今的大学学者恰恰需要这种“志业”精神。
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的首要问题。大学奉行理想主义，最终要以培养出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来体现。陶行知先生曾明确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培养的“真人”，就是与“求名趋利”的伪君子和以假为真、以假乱真的“伪知识阶级”相对立的人，是勇于追求“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的人，说真话、办真事、求真知、献真情、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大学要努力以真知去引领学生，以真情去感染学生，以真善去熏陶学生，以真爱去感召学生，全心全意培育“真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咨询顾问组首批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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