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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由来：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陈绍方被称“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以下是正文。
　　关于学校领导贪腐，在我们有限的见闻里，武汉大学不是最早的一所，但很可能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龙小乐、陈昭方，同一所重点大学的两名校级领导，在同一时间栽进了钱眼里。龙小乐、陈昭方的“难兄难弟”不少。远的如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等，就在武汉大学的近邻，人们认识的就有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及原党委书记吴国民。
　　世事难料，神圣的学府，如今沦为反腐新阵地。而这些腐败分子，曾是令人尊敬的教授、校长。一级又一级学生曾向他们行礼、问好。
　　现在的高校已不再是“清汤寡水”之地。龙小乐、陈昭方就是在1999年前后，武大兴建学生公寓时走上贪腐之路的。政府逐渐增加教育经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211”和“985”两项国家级工程先后实施，让不少大学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即使没有得到重点支持，校长们的胆量也较之前大了许多。层出不穷的“银企合作”所放出的贷款，已经成为当今公认的“高校债务负担”问题。学校一宽裕，宁静就远去。多年来，很多大学校园成了大兴土木的工地，我们不时见到新楼落成剪彩，很多新的“之最”得以产生。
　　但人们依然尊重这些巨变中的校园和它们的领导者。他们如党政官员一样，拥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待遇以及巨大的权力。但有时候，学府背景盖住了这些。由于身份的隐蔽性和学府的光环，即使关注反腐的人也很少会注意到他们。笔者曾经见到，“校官”的大手大脚令人瞠目。而招生、基建、后勤等，都是格外“肥沃”的土壤。
　　国内高校“行政化”早已为人诟病。当然，高校腐败不能单纯归咎于“行政化”，但无论如何，在仰视一所学府的同时，也要注意，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党政机关，由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组成，它的规模之完备，一点也不亚于同级别的“衙门”，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又是一些“衙门”难以企及的。
　　因此，“校官”腐败更应值得警惕，它既吞噬了大学的肌体，也吞噬了大学的精神。
　　此前，有媒体报道，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校园官僚化现象再次引起讨论。想一想也真够让人纳闷：如今的行政职业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有很多博士生、硕士生不惜屈尊，在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中角逐一个乡镇的普通管理科员，让人如鲠在喉，十分不舒服。这次再爆武大发生腐败地震，“官僚化校园”是否该反省一下了？
　　“校园官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职业趋向——安下心来当教书匠，怎比一手遮天爽？
　　一方面，权力至高无上，自然趋之者若鹜，渐渐的野心超过自身的实力，少数“为官规则”就成了一种无谓的“约束”；另一方面，在权力膨胀和外界的簇拥下，权力就很自然地转化为私欲，方便了一己的谋私利之举，权力的光环闪耀着荣耀、财富。人们把“权力病”归结为“媚、瞒、愚、贪、蛮”，笔者看来，一点都不为过。
　　生活中，人们的权力崇拜，也是“权力病”的一部分。一些人对为官者、从政者高看有加，不惜一切代价谄媚，或者奔从。但若是普通百姓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甚至遭亲戚朋友白眼。笔者所知晓在某个地区，好闺女一定要嫁公务员，不管其长相美丑、人格好坏、家庭穷富；公务员自然寻找钱、财、貌具有的另一半，全不管自身几斤几两。
　　一个享受正高职称的教授、学者，不一定有公家的配车，甚至只是一个“自我陶醉”、拿死工资的“老牛”。而一旦有职位或者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无论从生活待遇、政治待遇还是社会待遇来看，都有着教授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出入有公车坐、吃饭可签单、过节有礼收、办事门道多……说起这些，一些真正学术型、钻研型、致力于科研、育人的教师倒没什么，但大多数教师还是会不约而同地向往。
　　如此以来，真正愿意死心塌地教书育人、做学问的教师少了，突政绩、忙登攀、想当官的老师多了，校园内的“权力病”也就成为教育界的一个通病，而且根深蒂固，不仅贻害民族发展，更加祸害了下一代。在这些因素的“撮合下”，陈、龙二人难免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现在终于东窗事发，该怪谁？
　　想想这些，我们的教学体制、教育制度真该改一改了，即使是行政和教学不能彻底分开，但最起码得约束高校管理层的财政、人事权力，最好是尽快废除行政级别。再就要像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的那样，“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让高校回归到教书育人的本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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